上周，中美关系的激烈运作吸引了全世界的舆论。

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外交官员在天津会晤：双方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斗争，私下则表面上表现出克制和合作的言辞。会晤次日，中国即派出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新大使一到美国即向媒体“承诺将与美国各界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由可能变成现实”。

撇开这些外交辞令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实际上正处于严重纠结与矛盾之中。其突出表现是：美国是目的和手段相对立，中国则是内外政治目标不一致、甚至矛盾。这种两国自己内部的天然矛盾，很难让人对未来中美关系放心和乐观。可能，中美关系需要开始启动新G2模式了，此外别无他法；或者再斗争几个回合后启动这一模式，总之，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再远了。

中美深陷目标和手段的自我矛盾中

上周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美两国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目标与手段的自我矛盾。

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政策目的和手段明显地相对立。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显然是：为与中国的关系树立一道护栏(Guardrail)，以防止中美走向全面冲突，在这一框架下遏制住中国，继续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唯一领导地位。而且美国的主要手段是：团结、利用盟友来围堵中国，在最有利的时刻对中国出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突出的事例是：上周无论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舒曼，还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都在中国周边的亚洲频繁访问，其中又以东南亚国家为重点。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将连续五天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视频通话，这当然都是绕不开中国的。

可是正如上周笔者在文章中指出的：当美国确立这一战略时，它实际上就等于昭告天下，中国已经是和美国同一重量级的博弈对手了。在此背景下，周边别的国家只能有两条选择：一是婉拒，因为既然中国与美国已是同一重量级的对手，别国为什么要为美国的利益和中国对抗而蒙难呢？其次，对聪明的国家尤其是小国来说，有“护栏”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用选边站队，它们自然是希望在“护栏”内的中美博弈中充当关键性的第三方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新加坡和菲律宾。

而据东盟国家的外交人士透露：现在美国就是这样看待东南亚国家的地位的；这些国家也乐于如此。而且据透露：中国也被邀请访问东盟某国，却说是因为疫情而无法访问。

因此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美国要拉盟友与中国对抗，客观上并不现实。

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和文明的国家，既然美国的根本目的还是要遏制住中国，那中国为什么要在“护栏”内与美国合作呢？最多也只能是眼前的短期合作，因为等到中国实力壮大了，美国想压也压不住，这是一个客观趋势。因此美国的设想，同样不靠谱。

而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关系上当前同样面临着内外政治目标相矛盾的问题。以此次中美外交官员天津会晤而言，中国媒体对此次中美外交官员会晤的公开报道中，基本上以批评为主，而且非常严厉，但同时国际媒体报道说，“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锋的发言中，却不难感受到中方强硬下仍有改善关系意愿，阐述中国发展动机也有让美国放心之意。更重要的是，双方在会谈中还交出了各自的关注清单，有助了解彼此底线。”而且，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一到美国，便向国际媒体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良好祝愿。

就前者来说，中国媒体如此报道双方会晤，当然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对中国一直执行遏制政策的结果，而且，明年中国还要召开新一届党代会，并产生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国内的舆论环境使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向美国示弱，因此这种对美国全面的批评报道是中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摸底甚至摊牌的敏感背景下，这种报道氛围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未必有利于双边关系，至少，未必有利于增加双边的基本互信。果不其然，事情上周发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周就要连续五天与东南亚国家召开视频外交会了，其目标所指，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中国的国内政治目标和对外目标同样面临一个难以统一的问题。

总之，当前中美都处于目标和手段难以统一的困惑中，而且两国当前的国内环境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大国特有的问题，政府不容易把握和控制。

中美当前要认真考虑G2模式

鉴于上述情形，中美两国当前既然有管控两国关系的共同目标，就必须要拿出新思路，以往旧的路径实际上已经过时，完全不适用于今天两国的客观情况了，而且，拜登政府也有任期的限制。

笔者一向认为，如要使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大的良性改善，或者至少是实现对双边关系进行有效管控的目标，恐怕不得不如笔者以前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中美关系必须实施新G2模式。中美必须为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其核心是：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部分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

G2模式是当年奥巴马访华时向中方提出的，当时遭到了中方的严厉拒绝。当时中方这样做，有内部不同意见的原因，而且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与今天有较大的不同，而时代已经走到了今天，因此很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了。对美国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当前经济实际上十分困难，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困难的当前世界性抗疫工作，也唯有以中美为主，人类社会才能应对。因此此时探索运作G2模式，正当其时。

当前中美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的认识上的问题：必须淡化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就是淡化民主和政治制度问题；其次是淡化另起炉灶和唯我独尊的意识，在全球事务和地区性、单个议题上，谁也不要称老大并以此压人。否则中美若是全面冲突下去，世界必然面临全面灾难。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