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上午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中企班车爆炸事件，中巴专家工作组在事故现场的调查最终都指向一个定性，即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此次事件造成中方工程技术人员9死20余伤，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巴遭受的最大人员伤亡事件。

作为中国人理应激愤，喊出“虽远必诛”也属应当。但在激愤之余，我们还需平复心境，冷静思谋，不要中了施暴者的“连环套”。特别是，还需防范中企班车爆炸案催发“次生灾害”。

勿将事件与中巴关系挂钩

首先，不要将爆炸案与中巴关系挂钩，谨防破坏中巴友谊与互信。

今年是中巴建交70周年。虽有疫情干扰，双方依然有序推进各项庆祝安排，计划开展百余场庆典活动，纵贯全年。眼下发生的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中企班车恐袭事件令人悲痛，自然也会给中巴建交70周年的喜庆气氛罩上一层阴霾。

也许，破坏中巴关系正是这次恐袭的最大目的，尽管迄今仍然没有恐怖组织或个人站出来“认领”。如果真是这样，一些国内自媒体大V若在厉声谴责施暴者的同时还捎带上中巴关系，甚至对中巴70年久经考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质疑，那可能会上了施暴者的当。

中巴友谊之所以能历久弥坚，根本原因是双方之间有着深厚的战略互信。这种战略互信保证了中巴关系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巴基斯坦往往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中国主张，驳斥反华言行。还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巴基斯坦裸捐了作为“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这个国家非巴基斯坦莫属！

但“巴铁”自身也有难处。

伴随巴基斯坦74年建国历程的是各种政治内斗、经年的印巴冲突、时常的发展失调和地缘博弈的干扰，宗教极端思想乃至暴恐文化始终干扰着巴基斯坦治理水平与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就以巴基斯坦反恐止暴来讲，巴军2014年发动“利剑行动”以来，巴国内安全形势明显向好，2020年巴恐袭事件同比减少36%，恐袭事件总体水平不到2014年的1/20；恐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同比减少38%，死亡总人数不到2014年的1/10。尽管如此，在世界版图上，巴基斯坦仍是一个暴恐多发易发区。2020年，巴基斯坦仍发生了146起恐袭事件，并导致220人死亡。

有鉴于此，巴军政当局其实始终把确保中国在巴利益安全当作头等要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巴基斯坦各类建设项目明显增多，以中国人以及中国参建项目为目标的恐袭案时有发生。然而，仔细去看会发现，除了这起中企班车爆炸案外，在前几起恐袭中中国人均毫发无损。与此同时，每次均有巴方安保人员出现严重伤亡。从中即可看出，巴军政当局在保障中国人安全方面尽了很大努力。

然而，在一个暴恐活动依然相对活跃的巴基斯坦，确保“绝对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中国人，出于愤怒，我们当然可以要求巴方彻查事件并严惩凶手，甚至可以要求加大中巴反恐合作力度。但是，对于一个如此友华的国家，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次对方的安保失败就完全质疑其反恐的能力与决心，就完全忽视其对中国人生命财产的“安保”承诺与努力，甚至说出一些可能会伤害中巴友谊与互信的言辞：说什么，“如果巴方‘无能’，我们就发射导弹进去”；说什么，要警惕“国内不正常的‘巴铁’论”，要“扭转对巴交往中的极端被动冤大头局面”，如此等等。

为此，我们不仅要冷静，而且还要继续努力增进中巴友谊，厚植中巴互信。面对恐怖分子破坏中巴关系的挑衅，我们更要以坚如磐石的中巴友谊以及协作高效的中巴反恐合作予以有力回应。

勿将事件与中巴经济走廊挂钩

其次，不要将此次事件与中巴经济走廊挂钩，谨防冲击走廊建设大局。

出事班车是往来于达苏水电站工地的通勤大巴。达苏水电站不属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它是世行出资并由中国葛洲坝集团承建的大型水电项目，隶属巴基斯坦水电发展局（WAPDA）。当前，巴基斯坦水电发展局负责人是一名退役陆军中将。按说，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他，对发生这样的爆炸事件比我们中国人更为震惊、更为愤怒，也更想彻查到底，尽快将恐怖分子及其幕后策划者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但从迄今调查仍无公开头绪来看，这起爆炸案确属“疑难杂症”，需要认真会诊。

当然，不能因为达苏水电工程不属于中巴走廊项目，就看轻此次袭击对中巴经济走廊未来建设的影响。实际上，对任何中国人参建项目的袭击甚至对巴境内任何项目的袭击都会波及中巴走廊建设的安全环境，都有可能吓退潜在的投资方、合作方、建设方，并且会抬升各项目的安保成本，继而推高走廊建设的总体成本。而这正是那些走廊建设反对者所乐见的结局。

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评论此次恐袭时不可牵强附会地将之与走廊建设紧密挂钩。这样做本身并不符合事实，对巴方安保努力特别是对走廊建设的安保努力有失公允。而且，这样做还极有可能严重干扰走廊的未来建设。

巴方已将建设走廊视为其实现“强国梦”的大舞台。为确保走廊项目安保工作的万无一失，巴军政当局制定了极其严密的安保措施，还成立了专责保护走廊的特别安保师，给予走廊建设全方位无死角的安保“护航”。这也是走廊项目迄今未发生一起中国建设者遇袭伤亡事件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年均数百起恐袭案，上万名中国人在不同地点忙碌于数十个项目，这样的安全记录实属不易。

实际上，疫情之前，在巴参与各种工程项目的中国人有2万多（其中，近万人参与着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无关的各类在巴项目建设），远比其他国家多。尽管巴方提供了最高层级的安保措施，但巴基斯坦综合国力有限，用于安保的财政也有限。如果走廊项目上安保投入过多，那么，巴军政当局在其他项目上的安保投入难免会有点“捉襟见肘”，存在某些不易觉察的风险点在所难免。反之亦然。

要看到，巴基斯坦国土面积广大，且近半疆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以达苏水电站为例，它地处帕米尔高原，地形极其复杂。平时交通往来就极为不便，更不要说各种安保措施落实到位了。为此，作为中国人，在谴责此次爆炸事件之时，还是要着眼长远与大局，同时也要设身处地，体会巴方难处。

勿将巴塔和阿塔挂钩

第三，不要将巴塔与阿塔混为一谈，谨防干扰我地区综合战略目标。

尽管迄今无人“认领”此次“恐袭”，但专家学者基于以往记录大多将施暴者锁定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即巴塔）身上。

巴塔长期以来既反对巴军政当局也反对巴军政当局的一切支持者。很多时候，巴塔的恐袭可能波及中国目标，意在让奉行对华友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巴军政当局陷于尴尬境地。今年4月21日发生的针对中国大使下榻酒店的恐袭即是明证。

但我们在谴责巴塔甚至主张军事打击巴塔时，不能将之与阿富汗塔利班（即阿塔）相混淆，并质疑我们对阿塔的接触政策。

虽然都叫“塔利班”（即宗教学校毕业生），但巴塔非阿塔。两者的“政治待遇”和“政治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巴塔是被国际社会定了性的恐怖组织，而阿塔则更多地被视为是一支“反政府武装”，毕竟它在阿富汗还执政过。两者性质不同，政治目的各异，且相互独立。

巴塔成立于2007年12月，且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刚一建立，巴塔就在巴基斯坦境内不断制造血腥恐袭事件。2014年，巴军在巴塔活跃的部落区发起“利剑行动”，一度重创巴塔，迫使其四分五裂的残余势力逃遁阿富汗。直到2020年下半年，巴塔在新头目的重新纠集下，“回笼”了不少此前与之剥离的武装分支，暴恐实力大幅上升。据联合国2021年2月的报告，巴塔拥兵6000人，在南亚，其实力仅次于阿塔。2020年以来，随着以美军为主的驻阿外军逐渐撤离阿富汗，阿塔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当前几乎占据了阿富汗的半壁江山。阿塔在战场上的胜利也让巴塔备受鼓舞。近期，巴塔不断重返巴部落区，以期谋求武装割据。巴部落区的安全形势逐渐趋于紧张。

围绕着阿塔和巴塔，地区形势出现了两种变化。作为阿巴的共同邻国，中国需采取不同政策，积极应变。

一方面，阿塔正在成为阿富汗局势变化的最大牵引力量，并可能重新执掌喀布尔政权。对于这样的阿塔，中国作为阿富汗的最大邻国，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加大与阿塔正面接谈力度与频率，顺势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另一方面，巴塔回流巴部落区，有意在巴大搞教法统治，甚至不惜发动各类恐袭，以动摇巴政权稳定。对于这样的暴恐威胁，中巴有必要合作予以应对。

巴塔的回流显然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不小威胁。考虑到阿富汗对地区互联互通的期待，中巴阿三方都有必要加大联合防范与合作应对。但一定要记住的是，我们对阿塔的策略是积极鼓励其参与阿内部和谈，从而最终在阿止战止乱。我们对巴塔的策略则是保持警惕，有力应对。我们的这两项政策不能相互干扰。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