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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琪等:全球化已“生死攸关”?从两大矛盾与两点反思谈起
发表时间:2020-12-24 16:45 来源:国际网
既然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不匹配,就需要对此进行调整,否则必然困难重重。眼前重要的是要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公平性,并且改善政治对于经济的调节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首先要反思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认识其在现阶段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其次,要考虑对于金融投机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行必要的限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亚洲和世界。

如果将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事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早在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进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

然而,在2020年这个注定以疫情全球流行而铭记于历史的年底来环顾世界,不难发现,全球化进程正遭遇重大挫折,甚至用“生死攸关”来描述也毫不过分。

全球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愈加频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仅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更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内部的撕裂上。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2019年度世界财富不均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财富是其余69亿人的财富总和的两倍。美联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的个人财富高达34.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一半以上人口个人财富的15倍。

新冠疫情的暴发促进了财富聚集的现象,当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遭受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时,亿万富翁们的财富还在加速膨胀,现有651名美国亿万富翁的个人财富在过去9个月里增长了超1万亿美元,从3月18日疫情初始阶段的2.95万亿美元增长了36%而上升到12月7日的4.01万亿美元。

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是分离主义大范围蔓延,世界政治的极端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很多在全球化当中受益匪浅的发达国家,社会内部张力也在不断聚集,社会矛盾正走向激化,世界似乎正坐在一个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上。

特朗普在任四年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具有强烈的反全球化色彩。候任总统拜登也认为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强调要对全球化进行矫正。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可见,围绕全球化的后果和出路,中美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异。

两大矛盾

如何认识新冠疫情流行下的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信心,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对这一轮全球化进行深入冷静的思考和剖析,挖掘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核心矛盾及其根源。这里无法避免的关键问题是:这一轮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所遭遇困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采用何种方法才能缓解冲突,继续推进全球化?

首先,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根本矛盾体现在主权国家的政治体系与超越国界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有限的国家主权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正在失去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的基本功能。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的流动性缺乏之间的内在冲突明显,赢者通吃的模式导致各领域的精英更容易从全球化当中获益,全球化的红利也都向这些人群集中,这极大地凸显了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趋势。面对此种情况,应当承担调节职能的政府恰恰又无能为力,因为跨国公司的盛行和全球自由流动而几乎毫无监管的资本已具备了规避主权国家管辖的能力。

其次,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不平等,但缺乏有效的国际机制应对国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并对这种不平等进行调节,这必然引起综合实力上升的新兴国家和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对现有僵化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换言之,全球化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来自于缺乏有效的管控机制来限制全球化所引发的两极化问题。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这一轮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之前,大英帝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也曾主导过一轮全球化。由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7世纪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18-19世纪商业资本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贸易规模大幅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分工形成,却也遭遇了和今天类似的困境,最终极端主义攫取了权力,一度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终以两次世界大战惨淡收场。正是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战后欧洲大力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以及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为后来欧洲经济的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与上一轮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化相比,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资本性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此之前,资本主要以产业资本的形式存在,通过对外产业投资、生产产品、销售商品并获取利润,从而实现资本的生存和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资本需要维持投资地区的社会稳定,并在该地区创造一定的就业,因而可被看成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与之不同,当今的国际资本主要是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存在,更有动力通过资本市场投机来实现快捷的增值。为了获取足够的回报率,金融资本需要制造所投资市场的波动以赚取收益,并且由于其投机性质而与实业较为疏远,基本不会创造持久的稳定就业,可被看成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两次全球化都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也都遭遇了类似的困境。相对而言,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加剧两极分化方面更加彻底和激进,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和激烈。

两次大战之后迎来了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风潮,主权国家成倍增加,似乎殖民主义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而实际上,国际产业等级森严的分工体系正代表着一种隐秘的经济殖民主义而笼罩着全世界。主导国家集团凭借着科技优势、金融优势、资源优势、话语权优势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证,依旧在对其他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易。当任何一个边缘化或新兴国家想改善原有地位而影响了主导国家集团的特权利益,就必然会遭受压制。

可想而知,在这种金字塔格局之下推进的全球化,主要代表主导国家集团的利益而难以普惠全世界。当世界经济处于繁荣阶段的时候,矛盾冲突相对缓和;而一旦出现全球性经济下滑,很可能矛盾激化,一发不可收拾。

在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的当下,全球化的进一步飙进意味着继续消解国家的主权,而在形成可保证公正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性机制出现之前,草率放弃主权无异于自杀。如果强行推进,则难免引起强力对抗,民族主义思想在此条件下将极富煽动性。

两点反思

既然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不匹配,就需要对此进行调整,否则必然困难重重。眼前重要的不是继续加长经济全球化的那条腿,而是要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公平性,并且改善政治对于经济的调节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能代替政治上的相互理解,经济一体化很可能扩大政治上的裂痕而不是弥合既有分裂。过去40年里,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紧密,但彼此的政治关系起落不定。

具体而言,首先要反思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认识其在现阶段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奉“公平竞争原则”为圭臬,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当中,企业与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在战略性的产业当中,实际上是其背后国家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博弈,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干预行为。一味推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在国家内部扩大了贫富差距。1700万美国人感染新冠,经济遭遇困境,但精英阶层的财产不减反增,这就是明证。

其次,要考虑对于金融投机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行必要的限制。此种资本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力量,规模巨大且行动迅速,往往以某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作为猎食目标,很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并非是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而是要对全球化经济力量和社会管控能力进行平衡,在此基础之上根据社会承受能力的提高而逐步放松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不至于因失衡而颠覆。

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改革或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多边合作协调机制以管控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规范巨型跨国公司的行为、对大规模资本国际流动实行共同管理,是未来可暂时缓解全球化困局的选项。然而,毋庸讳言,目前看来能够实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引申出另外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更有利于推行一个平衡稳健的全球化,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第二,全球化本身是带有“普世”性质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自带两极化属性,二者之间如何兼容呢?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更加本质性的,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陈琪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薛静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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