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年度东亚合作外长会议在中美围绕南海等问题的冲突加剧背景下召开。由于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存在海上领土争议，中美两个大国的东盟外交，常被描述为通过拉拢分化东盟成员达到大国博弈的战略目的。例如，一些国际媒体将中国会议前承诺为湄公河流域国家优先提供新冠肺炎疫苗解读为“疫苗外交”。笔者认为，从冷战后中国对东盟外交的历史看，中国支持东盟内部团结和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一贯的，这种一贯性并非外交辞令，而是中国国家利益使然。

首先，东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也是世界上继欧盟之后最成功的地区一体化案例，是整个亚洲的地区政治资产。东盟自1967年成立后有两大成就，对内成就是成员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保持了地区和平稳定；对外成就是东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与域外大国良好关系的同时，还成功将中美日印等大国引入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多边合作框架。在普遍认为是大国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逻辑下，这种“弱者逻辑”的胜利不能不说是国际政治中的奇迹。

第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基础是中国对东盟的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的认可与钦佩。由于历史原因和国际格局限制，除了联合国，中国多边外交的经验有限。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正是通过参加东盟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地区外交，开始重新认识多边主义。东盟在长期地区合作中形成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多边主义成就，对于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知、实践和信心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一个团结、稳定和繁荣的东盟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一个碎片化的东南亚将使中国的南部战略环境极大恶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很多都是多民族国家，不少同中国还有领土问题没有解决。尽管现在有分析担心东盟作为整体可能会在南海等问题上集体对中国发难，但这种看法在战略上是短视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策上是误导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没有东盟，东南亚目前还是一盘散沙的话，那么这个地区会比现在更脆弱，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干预。越南战争和柬埔寨危机，实质上是东南亚地区碎片化的结果，五个创始成员国之所以在越战高潮的1967年建立东盟，根本动力也是要通过实现地区团结和自主，避免重蹈越南战争的厄运。

第四，东盟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促使冷战后东盟成员自主扩容，扩大了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自主，并深化了经济合作的质量。冷战中，东南亚内陆国家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而以海上国家为主的东盟创始成员国则保持了内部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新兴工业国家的代表。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吸引力给饱经战乱与贫穷的东南亚内陆国家带来巨大同伴压力，成为它们加入东盟的动力。1995年越南、1997年缅甸和老挝、1999年柬埔寨先后加入，不仅在物理上实现了东盟的完整性，东盟长期形成的多边主义理念也对这些国家的外交产生质的影响。通过地区多边主义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或者自我封闭获得安全的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成员对安全的传统思维。一个扩容后的稳定、发展的东盟，对中国来说主要意味着南部战略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正因为政治战略的确定性，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进一步紧密，今年上半年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9月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第十届东亚峰会外长会上再次重申坚定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为了对抗美国，而是因为一个一体化的、团结的东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