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1988年，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时隔三十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在几十年非比寻常的经济腾飞后，今日亚洲是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在下个十年里，亚洲经济的体量将比世界其它区域经济加起来还要大，这是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未见的。

然而，即使到现在，邓小平的警告也并不过时：一个亚洲世纪不会是天命所归必然到来的。

亚洲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自二战结束后主导该区域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为亚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但是现在，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给亚洲的未来以及正在成型中的新国际秩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此忧虑重重，因为它们就生存在各大国际势力利益交汇的漩涡中，必须避免自己陷入左右为难或恼人的选边站队之中。

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是新的架构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还是危险的动荡呢？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各自的选择和共同的决断。两大强国必须达成妥协，既要在某些领域相互竞争又不能让这种竞争阻碍了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

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地区占有重要利益的常驻强权。同时，中国则是隔壁搬不走的邻居。亚洲国家不想被迫做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如果中美两国任何一国想要逼迫亚洲国家做出这样的选择，如华盛顿想要遏制中国崛起或北京试图在亚洲建立自己独享的势力范围，中美两国就将开始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对抗，常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亚洲世纪也将处于危险之中。

“美式和平”的两个阶段

二十世纪亚洲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至1970年代，即冷战初期那几十年，其时美国及其盟友和苏联集团互相争夺影响力。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加入苏联一方来对抗美国，当时中国的经济还主要是内向型的，与世隔绝，只与其它亚洲国家保持少量的经济联系。同时，亚洲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蓬勃发展起来。日本是最早成功的国家，紧接着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使亚洲保持繁荣稳定的关键力量是美国。美国推崇开放、融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向合作发展、和平竞争的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把安全保护伞。美国的跨国公司对亚洲地区大量投资，随这些公司而来的是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创意。随着美国推进自由贸易并将本国市场向世界敞开，亚洲各国与美国的贸易逐渐增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大重要事件将亚洲的“美式和平”推入到了下一个阶段：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华，他的到访为中美两国在历经数十年的敌对之后达成和解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经济在此后腾飞崛起。到了70年代末，经济壁垒已经拆除，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在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事结束之后，越南和其它印度支那国家得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它们也开始逐渐赶上了其它亚洲国家。

很多亚洲国家长期以来都视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为自己的主要经贸伙伴。但它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要抓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它们与中国的经贸、旅游往来正在增多，供应链也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几十年内，中国就会从亚洲各国无足轻重的贸易伙伴成长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亚洲各国主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在该地区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会相应上升。

同时，“美式和平”仍然有效，中国角色的重大转变是在“美式和平”这个框架内发生的。中国没有做出挑战美国优势的举动，也无意这么做。实际上，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教导——“韬光养晦”，优先发展自己的农业、工业、科技现代化，而不是军事实力。

东南亚国家因此就可以中美两利兼而得之，既与中国建设经贸关系又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东南亚各国之间还加深了彼此的联系，一起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基础创建了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架构。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成立，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召开，从2005年至今每年都会举行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东盟在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中心作用。

中国也积极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每年，中国的总理都会飞往一个东盟成员国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会晤，做足功课向这些领导人阐述中国对本地区事务的看法，并提出建议加强中国与这些成员国的合作。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联系日益加深，中国发起了自己的倡议，其中就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倡议帮助中国加深了自己与亚洲邻居们的关系，当然，也提高了中国自身的影响力。

但因为地区组织架构是开放式的，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并不是独享的。美国仍是本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美国还通过诸如《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和《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来加深本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经贸联系。东盟还与欧盟、印度和许多其它国家建有正式对话机制。东盟相信，这样的联系网络会创建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合作框架，并为进一步促进东盟各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利益留出了更大空间。

目前，这一体系运行良好。但“美式和平”的战略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位移。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四十余年，本身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经济、科技、政治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引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中国视自己为陆上强国，还立志要成为海洋强国；中国一直在努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并立志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不难理解，中国越来越想在海外保护并促进本国的利益，确保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

同时，仍在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宏观战略。随着美国经济在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的缩小，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会继续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责任还是会去追求一个狭隘的“美国优先”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华盛顿在深刻反思美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什么责任这一问题时，中美关系这一关键词就会频繁映入它的眼帘。

美国和中国的重要抉择

美国和中国各自都面临着重要的抉择。美国必须判断是不是要把中国的崛起视为现实威胁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亦或是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它本应成为的世界强权。如果美国的选项是后一个，美国就必须想出一个促进中美合作并与中国展开良性竞争的办法，不要让竞争关系损害到整个中美关系。最理想的情形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要被纳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多边规则制度框架，就像指导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那种。

美国很可能要做出痛苦的调试，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期——华盛顿正逐渐形成共识：“与北京接触”的政策已经失败，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保护美国利益。但是，无论美国面临的任务多么艰巨，它都有必要做出认真的尝试，在当前的国际规则制度体系内包容中国的要求。这套体系给予所有国家以责任和限制，加强了各国间的互信，管控了各国间的冲突，并为合作与竞争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相反，如果美国选择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就要承担激起中国反弹的风险，这可能会使中美两国走上一条持续几十年的对抗之路。美国不是一个衰落中的强国。美国有韧性也有力量，其力量源泉之一就是它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投奔美国。在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九名华人中，有八位是美国公民或后来入籍为美国公民。另一方面，中国则拥有活力四射的经济并不断掌握更先进的科技。中国经济可绝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或苏联濒死前踯躅难行的管制经济。两大强国的任何碰撞都不可能导致上次冷战的结局——一方的和平解体。

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必须选择是否要成为一个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世界强国，凭借自己的庞大体量和经济实力独占鳌头。这么做所要冒的风险是激烈的反制，这种反制将不仅来自于美国，还会来自于其他国家。选择这条对抗之路很可能会升高中国与其它国家的紧张局势并激起他国对中国的怨恨，从而损害中国的声望并带来长期影响。这是现实的危险：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美国和亚洲、西欧某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尽管中国近些年一直努力在境外建设本国的软实力——比如在各国建立孔子学院，通过中国控制的国际报纸和电台宣传中国——但效果却越来越差。

或者，中国可以承认自己不再贫弱，接受世界现在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中国在相对贫弱时享有的那些优惠和特权，比如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获得的那些慷慨条件，现在在政治上就不再具有正当性。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不仅应该尊重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还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和升级这个使自己受益良多的国际秩序。当现有制度和规则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时，中国应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制定出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新制度规则。

创建国际新秩序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巨大的国内压力驱动和制约着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在目前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外交政策并不是主要话题，可一旦外交政策成了热门，其关注点就将会是“美国优先”政策的各类变种。在中国，领导层首先要确保的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并在中国历经两个世纪的屈辱和衰败后，展示一个古老文明重焕生机后的雍容自信。所以，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中美两国会在理性考量的基础上经营两国关系，或都有谋求共赢结果的想法。中美两国并不会必然走上互相对抗的道路，但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亚太地区的形势变化

世界各地风云变幻，其中一个重要的势力角斗场是在亚太地区。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拥有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为了击败日本赢得太平洋战争，付出了生命与财富的巨大代价，并险些在战争中失去三位未来的总统。美国还分别打了两场代价高昂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亚洲国家巩固其社会和经济基础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并赢得了亚洲的民心民意。

亚太地区极大受益于美国慷慨、开放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来自于美国深植于心的政治理想和自我形象定位——“山巅之城”和“照亮全人类的光”，但这些政策也反映了美国开明的义利观。一个稳定繁荣的亚太地区首先是在冷战中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坚强堡垒，其次是包含众多稳定繁荣国家而又倒向美国的世界一隅。对美国的商界来说，亚太地区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生产基地。毫不奇怪的是，美国一些最坚定的盟友都在亚太，比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还有一些是美国的长期伙伴，比如新加坡。

中国也在亚太地区拥有重要利益。在东北亚，第二次中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阴影仍然阴魂不散。而东南亚则是中国眼中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源地、经济伙伴和重要的海上通道经过地区。中国还必须确保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等咽喉要地畅行无阻以保证本国的能源供应。但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看法有一点与美国不同，如果借用俄国人的说法，中国视亚太地区为“近邻”（near abroad），因此亚太是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容纳中美两国。但他也说过，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人来管。这时，有一个疑问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习近平的意思到底应该解读为太平洋足够宽广能让中美两国和平共处，伙伴朋友圈互相重叠呢，还是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让中美两强将其一分为二，各占势力范围互争短长呢？新加坡和其它亚太国家更喜欢哪种解读毫无疑问。尽管它们没有太强的能力控制事态的最终走向，但它们真切的希望自己不要被迫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队。

美国安全力量常驻亚太对本地区至关重要。没有它，日本和韩国就将被迫考虑研发核武器。日韩两国都是核门槛国家，研发核武器这个话题已经数次出现在它们本国的公共讨论中，尤其是现在两国都面临着北朝鲜日益增强的核武威胁。幸运的是，这种核武器研发还只是设想，但即使是这种前景也既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也不利于全球的防核扩散努力。

美国第七舰队自二战时起就负责东南亚的地区安全，确保海上交通要道安全开放，从而保证贸易的正常进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显著增强，但中国目前还无力担负起美国现在所承担的安全重任。和美国不同，中国在本地区的南中国海与很多周边国家有海权和领土争议。周边国家将一直认为，中国在本地区投放海上力量是为了伸张其海权和领土要求。

阻碍中国扮演美国安全角色的另一个障碍是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侨民，这些华人与所在国的主体民族通常关系微妙。这种敏感性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制约中国在东南亚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事实上，新加坡是全世界除中国外唯一拥有这样人口结构的主权国家。但新加坡做出了极大努力去打造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华人国家。新加坡还小心行事，避免自己的行为被误解为是在为中国张目。因为这个原因，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除文莱外最晚的一个。

当然，新加坡和其它亚洲国家都想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它们都希望本国能享受到中国这一世界强国的善意和支持，并与中国一道发展。无论是飞机、手机还是口罩，全球产业链都将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庞大体量使其成为大多数亚洲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包括本地区美国的条约盟友、新加坡和几乎所有其它东盟国家。

美国要想取代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产品供应国将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就像美国放弃中国市场一样，现在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第三大产品出口目的地国。但中国同样也不能替代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全球的金融系统都极度依赖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人民币也不会很快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尽管其它亚洲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要多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但美国的跨国公司仍然是很多亚太国家主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其中也包括新加坡。中国的大公司现在也开始向海外投资，但中国需要很多年才会拥有类似于美国企业那样规模和能力的跨国公司，这种跨国公司能够将全球生产链绑定在一起，把亚洲经济与世界经济连接起来，并创建几百万个工作岗位。

因为这些原因，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它们想要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代价，其它亚洲国家也会尽力不使任何单一争端破坏了它们与北京的整体关系。同时，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地区拥有重要利益的常驻强权。它们——有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明显的——支持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特朗普当局提出要与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分摊成本和责任，但亚洲国家还是舒了一口气，美国终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地区战略，并许诺要加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力量。

但这些亚洲国家也同时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利益诉求并面临各种当务之急。它们现实的意识到，除非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发生更糟的冲突，否则它们是不会自动获得美国援助的。它们想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来保卫国家和利益。它们也希望美国明白，即使亚洲国家加强了本国与中国的联系，也不必然意味着它们与中国合谋对抗美国。（当然，这些亚洲国家在加强与美国的联系时也希望中国这么想。）

兼容并蓄的地区架构

在本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不止美国和中国，其它国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日本，其庞大而发达的经济对本地区的发展助益良多。在安倍晋三首相的带领下，日本比以往更积极的帮助本地区发展。比如，在美国2017年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后，日本挺身而出，率领剩下的11个成员国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该协议把太平洋两岸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团结到了一起，是迈向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圈的重要一步。

印度也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力。以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为总理的印度政府通过其“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表明了印度的战略重心已发生转移，其它国家也都期盼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东亚峰会邀请印度参加，这是因为其它成员国希望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印度可以认识到区域合作的价值。印度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该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整合亚太地区所有主要的经济体，类似于将北美大陆国家联系起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即现在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印度去年决定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管没有印度该协定会大打折扣，但剩余的15个成员国仍在推进该协定继续向前发展。

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意识到，类似协定的价值远远不止会产生经济收益。这些协定是一个个平台，能够促进亚太国家互相合作，从彼此的成功中分享利益，并一道塑造地区架构和行为准则。这些区域协定必须是开放包容的。无论是从设计上还是从实践中，这些协定都不应排挤任何国家、破坏现有合作协议、拉帮结派或强迫别国选边站队。这就是为什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各成员国仍为美国重新签订该协议敞开大门的原因，也是为何这些成员国仍旧对印度加入抱有一线希望的原因。

开放包容理念也是亚太国家支持各种区域合作倡议的出发点，比如由日本、美国和其它国家提出的各种印太构想，还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想要包容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如果妥善实施并控制金融风险，该倡议的各个项目是可以促进地区协作和多边合作的，能够满足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更好基础设施和互通互联的迫切需求。有人批评某些项目缺乏透明性或可行性，但没有理由认为该协议的所有项目都天然的会给所在国带来难以承受的金融负担，或阻断这些国家与其它主要经济体日益增长的联系。产生这样的结果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样的结果会破坏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订立新的区域协议并不意味着放弃或边缘化现有的多边体制。那些来之不易的多边协议和机构仍将继续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小国，提供一个合作和推进它们集体利益的框架。但现存多边体制亟需改革：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现状和战略态势，这个体制已经不再有效。比如，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后，世贸组织就发现有意义的贸易协议已经很难达成，因为达成任何协议都需要该组织164个成员国举手同意，而这些成员国在经济上却各有各的账，各唱各的调。去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陷入瘫痪，这是所有国家的损失。各国应为改革这些组织开展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是削弱这些组织的作用或完全绕过它们。

一个热切的期盼

美中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会塑造成型中的新国际秩序。大国角力并不奇怪，但是否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才是考验其大国气度的试金石，而且这种胸怀将决定人类能否在解决气候变化、核扩散和传染病传播等全球性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国际合作是多么的重要。疫情传播无国界，现在亟需各国通力合作控制疫情传播并减小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即使是在美中两国关系的蜜月期，想让两国携手抗疫也极具挑战性。而不幸的是，这场疫情激化了美中两国的竞争态势，加深了两国的互不信任，两国开始互争雄长相互指责。如果这次疫情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主要话题（现在看似已不可避免），那么这种竞争态势肯定会更加恶化。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事态的严重性会引来有识之士集思广益，最终使明智的意见脱颖而出。

同时，亚洲各国也忙的不可开交，它们要控制疫情，克服困难改善民生，并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亚洲。它们能否成功和亚洲世纪能否实现，都将极大的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克服分歧，建立互信，携手并肩为维护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而一道努力。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问题。

（作者为现任新加坡总理，观察者网译自《外交事务》，文章转自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