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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振起:二战爆发谁之过?——谨以此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发表时间:2020-04-28 18:19 来源:国际网
部分欧洲国家企图篡改二战的历史,他们声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二战爆发铺平道路”,却只字不提英法等国祸水东引的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值此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作者认为有责任将自己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再次公诸于众,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拨乱反正,有益于维护真实的历史,同时也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正能量。

自去年以来,俄罗斯一直批评部分欧洲国家企图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这场争端起源于去年9月二战欧洲战场开战80周年之际欧洲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声称,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二战爆发铺平道路”,却只字不提英法等国企图祸水东引的对法西斯德国的绥靖政策。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也老调重弹,认为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启了二战。波兰总统杜达最近也在附和这种说法。按照这个说法,如果苏联和纳粹德国对二战爆发负有同等责任,那么俄罗斯就不能被当作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今年2月,普京总统针对部分欧洲国家持续歪曲二战历史的行为表示,俄罗斯不允许歪曲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并将揭穿任何以此为目的的企图。

本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就二战前夕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外交政策公开发表过数篇论文,包括:1、《谁葬送了制止战争的机会——关于二战前夕苏联外交政策的史学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2、《慕尼黑之后苏联外交政策调整初探》(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10期);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的双重外交政策》(载《历史教学》1984年第6期);《历史的必然,唯一的选择》(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2010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本人专著《冷战缩影——战后德国问题》也包含有相关内容。

值此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有责任将自己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再次公诸于众,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拨乱反正,有益于维护真实的历史,同时也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正能量。

以下内容摘自《冷战缩影——战后德国问题》:

二战前夕苏联从集体安全政策到双重外交政策的转变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宣布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当天晚上,苏联驻柏林使馆的外交官们聚集在一起分析这一重大事件,最后的一致结论是∶苏德关系的拉巴洛时期结束了。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苏德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

苏联人清楚地看到,德国资产阶级让希特勒这个公开主张为日耳曼民族向东方夺取“生存空间”和把苏联称为“死敌”的法西斯分子充当自己的政治代表,意味着德国统治集团内部主张恢复德皇侵略政策的势力终于战胜了拥护拉巴洛政策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因而不得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现”。因此,“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

希特勒在1933年曾宣称∶按拉巴洛精神“恢复德、俄关系已属不可能”。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并没有马上破坏与苏联的关系,相反,还作出了一些“友好”的姿态。他在1933年3月23日的演说中声称∶“帝国政府准备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4月,德国政府宣布决定批准搁置了近2年的延长柏林条约的议定书。5月5日,苏德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交换了批准书。苏联人对希特勒这些“友好”举动的目的了如指掌。5月7日,苏联副外长克列斯京斯基给苏联驻柏林的全权代表写道∶“德国政府企图利用交换1931年莫斯科议定书的批准书一事在苏联与法国、波兰的关系中打开缺口。我们估计,德国方面将会极力夸大柏林条约延期的意义”。在苏联人看来,这次批准“实际上没有给苏德关系带来任何新东西”。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使苏联得到了一个喘息时机。5月19日,克列斯京斯基指出∶纳粹与苏联关系表面上的正常化并不意味着“希特勒政府彻底改变方针,放弃它原来的主义。这对我们来说将意味着一定的喘息时机。苏联的总的国际地位越有利,这个喘息时机就会越长久。”由此可见,苏德关系在希特勒上台后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着,仅仅是双方各自策略上的需要。这种关系已经丧失了内在的活力。这个时期两国经济关系的急剧萎缩就是证明。希特勒上台第一年,即1933年,苏德贸易总额比上一年减少了近一半,降到1亿8330万卢布。到1939年,已降到2000万卢布。

为了抵御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联制定了全新的欧洲政策∶以遏制德国为目标的集体安全政策。在1933年12月12日的联共(布)中央决议中明确阐述了这一政策。根据决议精神,外交人民委员部拟定了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具体建议,其中明确表示“苏联不反对在国际联盟范围内缔结共同防御来自德国方面的侵略的区域性协定。”早在1926年苏德签订政治条约时,苏联就曾对法国表示过,苏德条约绝不针对法国。“如果将来出现另外的情况,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企图击溃和彻底消灭实力较弱的法国,那时我们将同样站在受欺侮的和受威胁的法国一边。”现在,法国直接受到德国的侵略威胁。因此,苏联外交自然就把加强同法国的关系放在了首位。寻求苏法接近成为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基石。

1933年5月,法国众议院以520票对1票的绝对优势批准了法苏两国在1932年11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把此事称为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成就中“两件确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之一。它表明苏法之间过去那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已开始逐渐消失。它正在被另一种关系,即只能说是彼此接近的关系所代替”。1934年6月底,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与法国外长路易·巴都就后者提出的缔结东方公约的建议达成协议∶签订两项相互联成一个体系的互助条约,即包括苏联、东欧各国及德国的东方公约和法苏互助条约。这样一个以法苏相互提供保证为基础的条约体系将有力地遏制德国的侵略意图,保护各缔约国的安全。

苏联联法抗德的努力遭到了法西斯德国和英法绥靖派领导人的破坏和抵制。希特勒为了阻挠东方公约的缔结,一方面公开拒绝参加,并威胁利诱东欧各国,另一方面策划谋杀了东方公约的倡导者巴都。接替巴都的是亲德分子赖伐尔。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为同德国人接近”“在所有法国政治活动家中所做的工作最多”。他的继任标志着法国外交开始转向。英国政府担心法苏接近会威胁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它的既定方针是阻止法苏接近,扶植德国,使其成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和反对苏联的前沿阵地。它迫于国内外压力,不便公开反对东方公约,就提出一个前提条件,要求法国同意德国重新武装。这实际上是对东方公约的另一种形式的否定。与此同时,它暗中支持波兰与德国单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与柏林缔结了英德海军协定,公开允许德国重整军备。英国政府的这些行动,正符合希特勒为破坏各国的反侵略联合而施展的各个击破策略。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东方公约夭折了。在这种形势下,苏联退而求其次,努力争取与法国缔结双边反侵略协定。1935年5月缔结的法苏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条约所构成的小型安全体系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本来也可以对德国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然而,赖伐尔从未把法苏条约看作遏制希特勒的武器,而是当作寻求法德接近的工具。他在赴莫斯科签约前夕曾说过∶“我签订法俄条约,是为了在我将来同柏林谈判时有更大的优势。”他还特意向德国人保证∶“为了签订大规模的法德条约,我随时都准备着不承认这一如此必要的法苏条约。”正因为如此,赖伐尔始终拒绝苏联提出的缔结军事条约的建议。由于没有军事条约做保证,法苏互助条约最终不能不流于形式。而且,由于巴黎对法苏互助缺乏诚意,也使布拉格与莫斯科的互助条约失去了意义,因为捷克人接受苏联人的援助是以法国人提供援助为前提的。

1937年张伯伦的上台和1938年达拉第的执政,表明绥靖政策在英法两国最终取得优势。从这时起,德国的征服国策和英法的绥靖政策“就象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在秋叶落下之前,这两股溪水将在一个交叉点汇合起来”。这个交叉点就是慕尼黑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英法绥靖派领导人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由默许发展为公开勾结。

在捷克危机期间,苏联采取了与英法截然相反的立场。为了保卫欧洲集体安全的“最后一块基石”。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早在1938年3月17日,即奥地利被吞并后第四天,李维诺夫就向英法等西方国家发出联合阻止希特勒进一步侵略捷克的紧急呼吁,他强调说∶“事到明天,可能就已经晚了”,如果现在采取坚决行动,“那么今天还不算晚”。据统计,在捷克危机的6个多月时间里,苏联曾向西方国家和捷克政府发表过10次公开的和至少14次私下的声明,保证履行苏捷互助条约的义务,呼吁采取集体行动。鉴于英法对苏联的呼吁反应消极,苏联甚至准备单独援助捷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在4月26日公开声明,虽然根据苏捷条约议定书的规定,苏联只是在法国援捷时才向捷克提供援助,可是,“条约并不禁止任何一方不等法国援助就径行提供援助”。然而,由于张伯伦和达拉第一心推行勾结希特勒、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使得苏联的所有积极努力归于失败。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在慕尼黑会议上被奉献给法西斯刽子手,任其宰割。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议不仅葬送了捷克,更严重的是“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均势”,埋葬了本来就不牢固的反法西斯条约体系,从而为希特勒发动战争敞开了大门。欧洲集体安全的最后一块基石被毁掉后,巴黎─布拉格─莫斯科联盟不复存在,小协约国也随之解体。英德和法德互不侵犯宣言的发表,表明英法已与纳粹德国握手言好,法苏互助条约名存实亡。这时的苏联实际上已被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处于孤立地位。它自1933年以来努力推行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遭到了失败。苏联当时对慕尼黑协议的严重后果曾经作出了客观的估价∶“慕尼黑的反动阴谋家们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他们在慕尼黑甚至消灭了那个脆弱的欧洲‘均势’,这个‘均势’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法西斯侵略者的侵略计划。慕尼黑阴谋家们消灭了集体安全体系”。

这样,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就面临着一种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局面。欧洲战略均势已被打破,希特勒发动战争势在必行;英法公开奉行祸水东引的政策,极力怂恿希特勒东进;此外,远东的日本也在跃跃欲试。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外交孤立状况的苏联不能不根据急剧恶化的国际形势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这一政策调整经历了一个反复斟酌的过程,从时间上说,就是从慕尼黑会议结束到1939年3月联共(布)十八大召开。从内容上说,是由慕尼黑之前的争取建立遏制法西斯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单一外交政策改变为一种双重外交政策∶一方面继续把争取与英法结盟、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作为主要外交目标;另一方面,为了提防西方国家勾结德国法西斯反对苏联的阴谋,也不排除在万不得已时与德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这样,苏联就在坚持原来基本外交方针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对德政策在慕尼黑之后的新形势下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1939年2月10日,李维诺夫告诉法国驻苏大使∶“我们准备着今后(与西方国家)的真正合作,如果它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乐意的话。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合作也行,所以我们将不会去乞求它。”这是对苏联准备调整外交政策所作的最初暗示。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总结报告中宣布了双重外交政策思想。他首先表示,苏联今后的外交政策总方针仍然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了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企图,苏联将继续依靠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那些国家的明智态度”,从而申明了仍然准备与西方国家联合对敌的明确态度。与此同时,他对奉行“祸水东引”政策的伦敦和巴黎提出了严重警告∶“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那些创立不干涉政策的人所玩弄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把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斯大林的这番话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确的∶一是告诫英法及早改弦更张,回到集体安全道路上来,二是提醒英法注意,如果它们继续坚持慕尼黑政策,苏联将不惜以苏德接近的政策来挫败它们的阴谋。

苏联从1939年4月起开始实行双重外交政策。4月17日,李维诺夫向英国驻苏大使西兹提出了英法苏结盟的8点建议。同一天,苏联驻德大使梅利卡洛夫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威兹萨克,向他表示∶“主义上的分歧并没有给苏意关系带来什么影响,也不应妨碍苏德关系。就苏联而言,它没有理由不该同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而从正常的关系中就可以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这是自希特勒上台以来苏联人主动向柏林作出的第一个外交姿态。在随后形成的欧洲三角外交格局中,苏联在对德关系上的基本方针是∶根据英法苏谈判和英德谈判的进展情况来决定在苏德谈判中采取的步骤。当英法于5月底同意与苏联谈判互助条约,从而使三国政治谈判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苏联对德国人想积极推进苏德谈判的热情反应冷淡,致使苏德谈判在整个6月份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苏联除了一般地表示愿意改善两国经济政治关系,就是指责柏林企图利用对苏谈判玩政治把戏。鉴于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希特勒只好暂停对苏联人的追求,采取等着瞧的方针。6月30日,威兹萨克向驻苏大使舒伦堡传达了希特勒的决定∶“他的意见是,在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在政治方面说的话已经够了,眼下我们不应再提出谈判。关于可能同俄国政府举行经济谈判一事,此间的考虑还没有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你除了等候指示之外,暂时也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7月中旬,由于英国拒绝苏联提出的间接侵略定义,又坚持只有等政治谈判达成协议后才能进行军事谈判,从而使谈判陷入僵局。与此同时,威尔逊和沃塔特在伦敦举行了范围广泛的秘密谈判。威尔逊表示∶“元首只须拿起一张白纸来把他所关心的问题一一写上,英国政府是会决意加以讨论的。”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只好再向柏林迈出一步。7月22日,莫斯科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苏德经济信贷谈判已于近日恢复。谈判由驻柏林商务代办巴巴林代表外贸人民委员部,由施努尔代表德国方面进行。”

随后,张伯伦和达拉第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同意举行军事谈判。这时,苏联已经获悉希特勒决定在8月底以前进攻波兰的情报。苏联把制止或延缓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即将举行的英法苏军事谈判上。为了等待这次谈判的结果,莫斯科对柏林又恢复了冷淡态度。尽管德国人这时对与苏联尽快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影响深远的妥协”表现出极大热情,苏联人的答复却是∶两国关系的恢复应当是“非常缓慢的,逐步的”。负责谈判的施努尔的印象是∶“看来,莫斯科眼下好象在执行一种既对我们也对英国人拖延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延迟作出决定,他们完全清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这样,由于苏联有意采取冷淡拖延态度,从7月底到8月12日军事谈判开始这段时间里,苏德关系实际处于踏步不前的状态。与此同时,伦敦与柏林的谈判却在以加速度进行,在这十几天时间里,英德之间的重要接触竟达五、六次之多。当时,西方报刊充满了英德即将达成协议的传言。莫斯科军事谈判开始后,英法代表团毫无准备的敷衍态度进一步证实了伦敦和巴黎对与莫斯科结盟仍然没有诚意,从而埋葬了苏联最后一线希望,迫使它不得不作出它最不希望的抉择。

8月19日下午4时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苏联政府同意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在经济协定签字公布一星期之后到莫斯科来。这样,如果明天公布协定的话,那么,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可以在8月26日或27日到达莫斯科。”后经希特勒亲自请求,斯大林在21日同意把德国外长的访问日期提前到23日。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对苏联来说,这个条约是它自1933年以来始终致力于寻求与法英结成遏制德国的反法斯联盟的政策最终失败的结果,是它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苏联5个多月的双重外交政策的终结,标志着苏德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特殊的时期。

斯大林早在1925年就讲过∶“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有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斯大林想以此摆脱英法所期望的苏联单独与德国作战的危险局面(更不用说日本也有联德攻苏的计划),待德国法西斯的力量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被削弱后,苏联再参战,便可稳操胜券。这种考虑在当时的形势下无疑是正确的。查尔斯·波伦曾经客观地指出∶“如果纳粹不是在1941年而是在1939年发动进攻,俄国就可能战败,苏维埃制度也会随之垮台。”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特邀副理事长,前驻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大使,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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