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作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技术强国、最大市场以及安全守护者，美国一直被视作全球领袖。当全球性危机出现时，世界通常会把目光投向华盛顿。

然而，早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诸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2008年金融危机等政策错误就已经开始侵蚀美国的声望和信誉。美国从危机中复苏的特点使得低估其快速恢复能力成为一个错误。但特朗普和新冠疫情的结合却考验着这一特质。

然而，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起起落落的循环以及外界的战略竞争，全球卫生处于一个单独的人道主义篮子中。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反应一直都很引人瞩目。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了应对艾滋病、H1N1流感、MERS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的联合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都参与了进来。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恰恰与之相反，它不再动员国际力量做出联合反应。

现在，随着美国成为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超过19万人确诊，特朗普政府混乱的应对举措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领导力。中韩等亚洲国家利用SARS疫情积累的经验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遏制病毒蔓延的关键在于追踪接触者，快速检测，然后隔离，并做好社交疏远。这是那些将新冠疫情影响最小化的国家总结的经验。

在美国，缺乏准备的情形令人吃惊。起初几周时间内，美国就像其他国家最初那样，并未重视疫情威胁的严重性。直到3月份，检测试剂依然短缺，这使得病毒的扩散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近几周来，美国加大了检测试剂的生产力度，有超过50万人进行了检测，但许多美国人依然难以得到检测，我们无法了解病毒感染严重程度的全貌。尽管美国姗姗来迟地加大了生产或进口口罩、防护设备、呼吸机的力度，但这些设备依然存在很大缺口。

这样一个富裕、技术先进、作为创新和科研领导者的国家艰难应对流行疫情的现实，揭示了美国在全球的政治轨迹和不断变化的角色。

多年来，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共和党的政客和右翼媒体们就一直持反政府立场，中伤联邦政府，削减用于社会服务的预算，贬低公务员群体。其不断累积的效应便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怀疑，以及部落化政治。

特朗普强化了这一点，他批评美国的政府机构、执法部门、情报部门、国会和媒体。这已经导致数十位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士和公务员以及超过1000名科学家辞去职务，数十个政府职位空缺。这也解释了美国民粹民族主义和政治极端化的兴起，因此导致美国政治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失灵。

“美国优先”的观念被投放到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盟友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例如，在特朗普禁止所有来自欧盟的旅行之前，并没有事先与欧洲磋商或发出警告。美中关系进入持续下行的轨道也是这一趋势的反应。

“甩锅”的做法正在毒害美中两国的公共民意，错误的“阴谋论”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诚然，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但美国坚持使用“武汉病毒”的做法导致最近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出于国内政治动机限制应对危机急需的积极、全球性合作，这是毫无道理的。

面对重启全球经济的巨大挑战，美国和中国现在能否在利益叠加的领域转向协作，这将决定全球合作的水平，也有助于两国更加高效地应对新冠疫情。美国与中国在2008年的合作是双方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关键因素。

大流行病等危机通常会改变社会和人类文明。陷入深深裂痕的美国国会在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上达成共识，这或许是一个团结的信号，又或许是暂时缓和的表现。

美国各个机构正在从中国运输医用物资或许也标志着美国观念的转变。尽管美国把中国视作战略竞争者，政策依然未界定竞争的边界或条款，但两国利益的重叠之处将推动两国合作。当前的全球卫生和经济危机是弥补这一政策缺陷的好机会。鉴于实现复苏对两国均意义重大，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又闯进我的脑海：需要是发明之母。

（作者罗伯特·A·曼宁为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计划”高级研究员。本文由王晓雄编译。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