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9年10月22日，日本将隆重举行新天皇即位大典，“令和时代”也将走完揭幕的全过程，为“平成时代”彻底画上句号。人们回望平成30年中的日本政治历史，多少激荡的争斗潮起潮落，一场场改革方兴未艾，其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是由松下政经塾这所规模不大的政治家摇篮中“批量生产”出来的政治新人，曾在过去30年中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随着自民党重回执政地位，短命的“松下政经塾政权”也消失在公众视野之中。今天，媒体似乎也淡忘了这个红极一时的政治家摇篮。那么，在日本进入“令和时代”，社会政治生活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中，迎来40周年纪念日的松下政经塾近况如何，它的毕业生与在塾生怎样为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们将如何继续在日本政坛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松下政经塾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在当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都是值得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政治研究课题。

一、朝野双方仍有大量“松下军团”政治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政治舞台上至今仍然有大批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人物。松下政经塾之所以不如过去那样为舆论关注，主要是这一类政治人物通常不再宣扬自己毕业于政经塾，有些人甚至会刻意掩盖“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履历。

就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是否标榜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经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毫无疑问，松下政经塾曾经辉煌过，也曾因搅动自民党把持下的“政官财铁三角”这潭死水受到日本选民的高度期待。人们还记得，在松下政经塾一期毕业生野田佳彦组建第三届民主党政府的2011至2012年里，政经塾出身的内阁大臣多达6人，是同一时期自民党的两倍。所以，当时舆论界几乎是把松下政经塾毕业的政客等同于新保守党政治家。

事实上，这种认知其实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误解。一方面，“松下军团”在民主党里的确拥有强大实力，早在前原诚司担任在野的民主党代表时期，就已经有大量该塾毕业生甚至在校生到民主党里工作，积极参与新型保守政党的政治实践。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给大众留下了松下政经塾与民主党相辅相成的突出的印象。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部家族血缘关系浓厚且派系林立，传统政治世家子弟占据着党内发展的“快车道”，使得基本上属于平民出身的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不敢问津，所以才有多数毕业生投奔新保守政党以求快速蹿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某些有社会背景和从政实力的部分松下政经塾毕业生进入自民党寻求发展。例如，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中当选的第一位国会议员逢泽一郎就产生在自民党里，并且至今仍担任着自民党政府的多项要职。与逢泽同为松下政经塾一期毕业生的小野晋也，在担任众议院议员的同时还在自民党的“中央党校”长期担任过校长职务。即使民主党落败导致“政经塾出身”被污名化后，小野寺五典、高市早苗等同属“松下军团”的政客也一再出任自民党政权的防卫大臣、总务大臣等要职。

目前，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中松下政经塾出身议员总数仍有34人之多，但就政治几何学的数量标准看，其实力大体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政党。据松下政经塾网站的最新信息，政经塾在众议院现有议员有25名，其中自民党议员13人，占一半以上；参议院的9名议员中自民党也占到5人，也同样超过总数的一半。至于前民主党里的松下政经塾议员锐减，主要是由民主党本身分裂与衰落所致。即便如此，如果把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议员加起来仍旧超过10名。由此，不难看出松下政经塾在今天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一旦时机成熟或形势有变，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二、松下政经塾当下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毋庸讳言，虽然政坛上仍不乏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松下政经塾本身的金字招牌，却已经大打折扣，除了松下政经塾系统内部自我激励外，社会上对其“改造甚至拯救日本”的过高期待，基本上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换言之，今天的松下政经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四种危机与挑战。

第一，政治环境变化迫使松下政经塾调整组织架构。

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玄叶光一郎等松下政经塾政治家领导民主党政府的败绩，使“松下政经塾出身”成了政治经验不足的代名词，某些专门以批判松下政经塾为业的政治评论家甚至直言该塾毁灭了日本，攻击其毕业生志大才疏。松下政经塾的金字招牌蒙尘后，系统内部也开始思考调整办塾方向，改善组织架构的问题。之所以需要这样做，原因在于“松下军团”是在民主党内实现重点突破的，而日本民主党是以工会组织和市民阶层为基础，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以改革日本政治为旗号。民主党人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两党制民主体制，借此推动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这与“松下军团”中许多人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同时，自1996年成立以来，民主党处在合纵连横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党内组织管理的开放气氛对有志从政的青年才俊非常具有吸引力，为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然而，这一切都因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社会中政治生态与结构的变化，面临不得不改变的困局。为此，2019年4月1日，松下电器、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与松下政经塾公开合并，继续为“政治上的有志者”提供成长资助，同时也帮助企业经营者、创业者寻求发展，培养政治家的目标也从“培养日本21世纪担当国家大任的人才”转向“增进与各国相互理解”与“实现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和谐”的新目标。显然，这一新近发生的组织架构调整，需要时间和实践来验证成功与否。

第二，松下政经塾毕业生间的党派政治分歧，在政治斗争过程中越来越深。

作为基本理念，松下政经塾从不规定或限制毕业生从政参加任何党派，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意愿和政治资源优势，自由选择加入日本任何党派。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松下幸之助创办政经塾最高明的策略之一。从政不限党派，一方面大幅减弱了“松下军团”这一政治新生势力对既有政治体制的冲击，不过分涉入既有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毕业生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迅速在各自政党内立足；另一方面，它更使塾生们遍布日本各大保守政党，有助于跨越党派的藩篱，从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上对日本政坛进行全面渗透，以最终影响日本政治的发展方向，实现松下幸之助改造日本政治的终极目标。然而，从此前十几年的日本政治变化来看，往昔收效显著的举措，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出现了负面效应。近年，松下政经塾仍旧会以召开“松下幸之助大会”为旗号，邀请各党派中的政治家回到母校联谊，但作为召集人的政经塾塾长、塾头们是深知“分属不同政治营垒的毕业生们其实是连对手的面也不愿意见的”。自民党重回“一党独大”局面后，新保守党曾在毕业生身上做过过大投入，这些人去向，使松下政经塾在整个政局中的分布失衡，并连带产生了政经塾毕业生在政治营垒中对立深化的后果，其内耗与自相损伤也在所难免。

第三，新世纪后日本各类“政治塾”大量涌现出来，对松下政经塾形成了“同行业挑战”。

日本原本就不乏以私塾打造高端人才的传统，战后历史上的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创建了“小泽一郎政治塾”，前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和他的弟弟即曾任麻生内阁总务大臣的鸠山邦夫，为纪念其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建立了“鸠山友爱塾”，著名评论家大前研一创办“一新塾”，大阪市长桥下彻创办“维新政治塾”，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河村隆政治塾”，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则建立了“东海大志塾”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和稀释了松下政经塾的存在价值与政治影响力。可见，努力击败同行业竞争者将是松下政经塾未来一个时期的必修课。

第四，松下政经塾招生规模在迅速缩减，而政治上的规模与势能离不开数量基础。

松下政经塾原本走的就是精英路线，所谓“批量生产政治家”却在总量上有所控制。开塾前十年，从第1期到第10期动辄20-30人的招生规模相比，目前招生人数仅为当年规模的十分之一左右。以最近四年入学的35期到38期为例，人数分别为3人、6人、2人和1人。虽然招生缩减的理由有经费紧张、校方坚持面试时30：1的择优录取原则，可学苗有时却不够理想，达不到招生门槛等不同原因及其解释，总之学校招生规模缩减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以往“松下同学会”的“传、帮、带”“同吃、同住、同劳动”方式，以及由此造就政治人才的传统做法也受到负面影响。当然，松下政经塾的管理者也不会坐视毕业生在数量与质量上同时下滑。一方面积极吸引人才，努力扩大招收正式塾生，同时也通过开办短期体验班，以“特别塾生”的方式来扩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借助毕业生中成功人士用自己的身教和言教激励在校塾生的政治斗志，促使他们感悟日本家国情怀与政治责任感。

三、塾生是否真正理解塾主的理想

四十年前，松下幸之助设立松下政经塾的目的，是要培养造就一批为日本国家利益和国民幸福奉献终生、具有长远历史眼光和广阔国际视野、政策和策略高明的优秀政治家，由他们引领日本走上自由、民主、富强和国民幸福的道路，并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也可以视为身负松下幸之助烙印的“松下军团”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是，“松下军团”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日本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实践中屡遭挫折。

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经营管理之神”的美誉，他对松下政经塾的经营理念与其企业经营相通之处，就在于“经营的最终目标不是利益，而是将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大众之希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完成我们对社会的义务。”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松下幸之助清楚地表明，如果能生于来世，还是希望生为日本国民，从现世自己的经历和想法来考虑，希望有志于政治。他认为培养国民的良知，谋求人们的安定和发展，投身政治最为直接。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状况、政治好坏所左右。因此，假定生于来世的愿望能够实现，他希望多少带点使命感，来搞一搞政治。这段肺腑之言，将松下幸之助的政治雄心表露无遗。

那么，这种算无遗策的政治设计，为什么在今天失去了效力？恐怕主要是松下幸之助本人的推动作用，以及他留下在政治遗产和教诲随着时间远去渐渐失去了效力。

就前者而言，当年松下政经塾的一小批毕业生能在封闭保守的日本政界立足并取得迅速发展，离不开松下幸之助本人的作用。能做到邀请日本政界、财界、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并为廖廖数人举办讲座、座谈，甚至共进午餐；能根据学生的需求把他们选送至日本、乃至世界顶尖机构去进修学习，与松下幸之助相比，日本社会可谓无人能及。松下政经塾的塾生们在校期间就已经在日本政界、财界、学术界建立起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关系网。塾生是松下幸之助政治理想的实践者，被松下幸之助寄予厚望。他们得到松下幸之助的支持，就几乎等于取得了政、财两界的支持，也就直接取得了进入政坛的通行证。日本政界完全是一个“无财不立、无关系不行”的小社会，有松下幸之助这个靠山，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们自然如虎添翼，不用说立足政坛，就是在政坛平步青云也不是空想。野田佳彦的成长史就是明证。

至于后者，今天的松下政经塾毕业生和在校生对松下幸之助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对国际关系中发展路径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距。实事求是地讲，在松下幸之助的直接指导下，松下政经塾毕业生的政治理念基本上契合了当时日本政治的发展方向。

松下幸之助要改造日本政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改变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消除政治腐败，建立清廉政治；

第二、改变自民党内派阀林立，“战国混战”的恶斗局面，消除世袭、门阀政治；

第三、改变官僚制定政策，政治家充当传声筒的恶习，建立政治家主导的政治；

第四、改变日本“经济巨兽、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探索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之路。

松下幸之助要引领日本发展的方向，是建立自由、民主、国民幸福的日本社会，并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贡献。从理论上讲，松下幸之助的设计可谓志向高远、目标宏大、逻辑严密，但实际执行起来则困难重重。最关键的两点：一是松下政经塾能否真地培养出目光远大的卓越政治家；二是日本政界是否为“松下系”政治家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不幸的是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对松下幸之助本意和长远目光的理解既狭隘且片面，尤其是在日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平衡上，过度依傍美国，很多人试图“联美抑华”。

按照松下幸之助本人生前判断，21世纪的日本将面对两个强大国家，即美国和中国。为此，日本应当同时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依傍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改革开放初年，松下幸之助就积极主动地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在北京率先投资，创办起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为外国投资中国开了先河。然而，松下幸之助的遗志并未被他的子弟所继承。

以前原诚司为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是提倡日本自主的同时，又极度亲美。这批在日本政坛号称“少壮派”“战略派”的政治家，以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为基础，吸收了大量青年政治家，组成了一个政策团体。政策团体成员，基本上是民族主义色彩更浓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虽然极度亲美，但主张在外交和安保方面从依赖美国走向自主，从自主的国家意识出发，找出自己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他们提出“对日本21世纪的安全保障来说，最重要的是向日本国民充分说明日美安保体制的重要性，以及在建立日本能够承担自己责任的、能动的体制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向美国转达，日本要成为能够做这些事情的、有尊严的国家。”

上述情况，有其历史成因。“松下军团”在日本政界发展壮大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也正是国际政治格局发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重大变化的时期。东西方冷战结束，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一极独大”的世界格局。在政治上以强力推广民主、自由的理念，希望以美式民主，特别是用两党制、三权分立民主体制改造东欧各国、中国甚至封建色彩浓厚的中东阿拉伯诸国，制造了阿富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风光无两，举世无双。松下政经塾培养的政治家们在这样的时代成长起来，导致他们一方面认为必须依靠美国的霸权地位来确保日本战略安全，另一方面也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把美国的政治体制看作改造日本政治的模板，模仿两党制进行日本的国内政治改革。

松下政经塾毕业生感受到的另一个“危机”，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他们看来，中国崛起的震撼和冲击，绝不亚于美国获得一家独大的霸权地位。作为日本的近邻，中国以其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巨大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实力为基础，实现着快速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力支撑，从西向东的巨大战略压力足以压垮日本，至少会粉碎日本的大国梦想。因此，依附于美国成为日本的战略首选，遏制中国崛起，延缓甚至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日本双足并进的战略。

“松下军团”误判时局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实践上存在着“能力恐慌”。他们中不少人虽然在校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参与政治实践的经验和能力，政治野心与自身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松下军团”这批新生代政治家曾在21世纪初的日本政坛大放异彩，成为民主党政府的核心人物，其代表人物可数前原诚司和野田佳彦。从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的成长经历来看，“松下军团”的成员普遍精明、勤奋、刻苦，在从政之路上付出了成倍于“世袭政治家”的努力，他们精于理论，长于战略，习惯性地按照教科书上的逻辑来思考、处理问题。但是，他们刚出大学校门就进入旨在“政治家育成”的松下政经塾，然后就步入国会议事堂大门，严重缺乏社会斗争与实践经验，致使他们根本不具备处理极端复杂、棘手问题的治国理政能力，也不具有世袭政治家的“家学传承”。同时，“松下军团”的政治抱负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所学无所用。

“松下军团”在日本政界处于上升势头的同时，日本的国势国力却处在相对下降的历史阶段，在这种历史阶段，个别政治家甚至政治集团都难以有大的作为。以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等为代表的这批“松下系”政治家，生于战后和平时期，缺乏在艰难环境下的磨练。但他们受过系统、完整的良好教育，在日本国力鼎盛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松下政经塾，心怀“改造日本、引领世界”的梦想立志从政，在泡沫经济崩溃的20世纪90年代步入政坛。在“失去的二十年”中逐步成长为青年政治领袖，2009年民主党政权时期登上权力顶峰，终于拥有了掌握日本命运、决定日本发展方向的政治实力。但此时，日本正处于泡沫崩溃后二十年间的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局面，国际影响力大不如前，其“大国梦想”渐行渐远。“松下军团”的政治抱负与社会现实、国际局势之间出现巨大反差，因此他们毕生所学难以施展。

四、未竟的历史使命是否会终结

从另一个方面讲，对“松下军团”来说“联美抗中”也只是战略手段。其战略目标是使日本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发展成政治军事大国，进而称霸东亚，在多极化世界中成为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但是，日本要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在日美关系中摆脱美国对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控制，实现日本真正的独立自主；

第二，在中日互动中遏制中国崛起，排除中国对日本称霸东亚梦想的干扰和阻碍；

第三，日本实现战略资源的组织和动员，把所有战略资源高效地运用到实现战略目标之上。

从理论上讲，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三个必要条件都可能存在，但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则无一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为，日本国际战略的几个关键节点都没有坚定的现实基础。

1.关于日美同盟关系

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并且通过加强“日美同盟”，使美国的战略资源为日本所用。这在现实日美关系中是完全颠倒的。在现实日美同盟关系中，名义上两国是平等的盟国，但实际上是“美主日从”的主从关系。日本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棋子和工具，日本的活动范围和攻击方向完全由美国决定。同样，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调节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弱，既要使其成为美国威慑远东的有力工具，但又绝不会让日本的力量增长到能够威胁美国利益的程度。这种基本的主从结构，决定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求得平等、独立尚不可能，更无法将美国的战略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其战略构想。

事实上，从战后至今，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与操纵一天也没有放松的迹象。美国控制日本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和平宪法”和民主宪政体制控制日本政治；利用军事安全体系和四万驻日美军控制日本军事发展；利用联合国、G7等国际组织体系操纵日本国际行为；利用汇率、石油、粮食安全等手段控制日本经济；利用政治丑闻操纵政治家的命运等。

从日本角度看，战后以来日本为了确保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为了确立其在东亚的核心领导地位，虽不甘心但必须依靠日美同盟关系。为了应对和遏制中国崛起，虽然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找到了与美国战略利益的契合点，也找回了冷战结束后日益下降的地缘战略地位，但同时也加深了对日美同盟关系的依赖。这是与日本寻求独立自主、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努力背道而驰。虽然安倍政府利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把日本作为“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战略支点这一有利机会，趁机向美国开价，实现了从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到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大突破，并力图修改制约日本军力发展的“和平宪法”。但是，距离日本从美国控制网中挣脱出来取得独立自主还相当遥远。

为了与中国对抗，迟滞中国发展，消除强邻，日本必须依靠日美同盟，借助美国力量，因此只能对美国言听计从。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在美国战略框架之外展开独立行动，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货币基金”方案和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均遭到美国的无情打击而胎死腹中。安倍政府吸取前人教训，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问题上紧跟美国，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日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寻求真正的独立自主。一个不能实现独立自主的国家，又何谈实现大国梦呢？

2.关于日本对华策略

自战后以来，中日关系的波动曲线基本上是中美关系变化的余波，整体趋向一致。这说明日本对华战略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控制和约束。只是在某些特定时点上，中日关系的波动较为剧烈。自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推出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日本撕破了“中日友好”的一切伪装，充当“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和支撑。日本在心理上最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日本战略家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威胁日本的经济、军事安全，更会威胁日本在东亚霸权地位的形成。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背景下，日本便把“迟滞甚至打断中国崛起，消除强邻”作为其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近年来，日本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冲突和麻烦；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筹划、组织“美日澳印”菱形安保网围堵中国，更企图利用东海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和“日美安保条约”将美国绑在日本战车前面，并在南海挑起中国与美国盟国之间的武力冲突，造成美国被迫与中国直接热战的局面，日本则躲在美国背后坐收渔利。

殊不知一旦中美热战，无论在何处爆发，日本都将沦为中美激战的战场。届时，恐怕中美尚未分出胜负，日本就将毁于战火。从近年来日本对华策略的实践结果看，日本确实在短时间内给中国造成了一些困扰和麻烦，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中国迅速和平崛起的势头。日本这种在战略上不留后路、不择手段的做法，未来必将自食其果。

3.关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实质，完全是战略利益关系。当战略利益一致时(冷战时期联合抗苏)，中美关系就趋于友好、缓和，当战略利益不一致就倾向于对抗、冲突。今天，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正实现着迅速的和平崛起，在沿着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经济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的世界经济发展固有路径大步前行之际，先发国家美国单一霸权和美元霸权受到威胁，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就更加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修希底德陷阱”。

破解这一困局的方法，并非只有战争。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核武器高度现代化的当今世界，中美两国都承担不起摧毁现行国际秩序，甚至毁灭人类的重大责任。何况在诸多领域，中美战略利益相互融合甚至相互依赖，更进一步排除了中美大战的可能。拥有40多年对华外交实践经验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ar)，形象地把中美关系比喻成“同床异梦共命运”，可谓非常精准和切贴。

现行国际秩序是美国行使其霸权的基础，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入这一秩序才实现了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都拥有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并不是要破坏它而是要完善它。中美两国都无法独立支撑全球秩序，保障其顺畅运行，同时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极高，投资贸易规模巨大，在金融领域相互依存，特别是在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环境气候治理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重大现实利益。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存既会导致摩擦，也为中美解决分歧提供了强大动力。就这一点，也特别需要松下政经塾的经营者、管理者，以及由其培养的日本未来政治家们加以清醒认识。

结论

时至今日，松下政经塾所培养造就的“松下军团”，仍是日本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国家战略规划、外交安保等重要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来看，松下政经塾建校以来40年，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松下军团”百余人，从政30余年尚未出现一名达到松下幸之助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政治家。虽然其中涌现出野田佳彦和前原诚司等政治明星，但从其政绩来看，野田首相的能力不足葬送了民主党政权，前原的见识不足搞垮了民进党。这不仅使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变得暗淡，更使得其母校——松下政经塾及其创办人松下幸之助蒙羞。松下幸之助的政治愿景尚未实现，松下政经塾的办学宗旨难言圆满。

据此认为，松下政经塾需做出两项变革，方能巩固、提高其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

其一，塾生的选拔从青年学生改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中的中上层官僚；将培养目标从“教科书政治家”改为务实精干的政治家。

其二，改变右倾保守、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跳出自设的思想牢笼。心胸广阔方能拥抱世界、融入世界，日本才有希望，松下政经塾培养的政治家们才有前途。

（作者康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高洪为全国政协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文章转自《日本研究》201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