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旨在选出81省主要城市的新一届市长、省（市）议会成员、城镇地方官员、社区代表等。此次选举虽不像去年议会和总统选举那样硝烟弥漫，但自筹备启动之日起就颇受土内外各方密切关注。总统埃尔多安称之为“生存之战”；国际社会则普遍将其视为土政坛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当前执政党民意基础的“检测器”，并试图从中预测未来土耳其的政策走向。

地方选举为什么重要

土耳其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及议会由民众普选产生，每届任期五年。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当地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接受中央政府监督，同时还充当着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石，是联系公民与国家的最直接纽带。上一届地方行政与立法机构于2014年选出，随后土社会便进入动荡发展期，经济形势、政治结构、安全环境等均经历重大变化。这一轮地方选举由此成为土政体从议会制转向总统制之后的第一场全国性选举，也是2023年议会与总统选举之前的最后一次重大选举，因而具有特殊重要性。

对于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来说，这是数年来苦心孤诣巩固权力的最终环节，是务求必胜的收官之战。正发党2002年通过选举上台，在土政坛长期一枝独大，但自2013年开始其执政地位连续遭遇挑战。先是盖齐公园事件爆发，迅速蔓延为全国范围的抗议示威活动，险些酿成“土耳其之春”；继而正发党与盟友居伦运动公开决裂，高层卷入腐败丑闻；与此同时，政府与库尔德势力矛盾激化，民族和解进程中断，境内武装冲突又起。在这一背景下，国内议程与权力整合日益成为埃尔多安的优先考量。2014年，埃尔多安总理任期届满，依法不得连任，遂转任具有礼仪性质的总统一职，开始推动土耳其政治体制转型，向实权总统制过渡。2015年6月，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丧失单独组阁权，埃尔多安为确保正发党的绝对优势地位，不惜在半年内召集第二次大选。2016年，埃尔多安迫使有意分权的总理达武特奥卢辞职，扫清党内障碍；又取消现任议员的司法豁免权，并以涉恐为由起诉、拘捕众多反对党议员，削弱议会中的掣肘力量。2016年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借调查之名全面清洗异见人士，十多万人遭停职、解雇，土教育、司法、行政、军队系统大换血；正发党政府顺势强化对社会的管控，整顿新闻媒体，掌握舆论主导权。2017年4月，埃尔多安顶住内外压力，推动全民公投修宪。2018年6月，提前一年半举行新体制下第一次议会与总统选举，埃尔多安顺利当选新总统，总揽行政大权和司法人事任免权，权力几乎不受制约。2019年的地方选举对其意义重大，若能领导正发党胜出则可进一步巩固战果，将权力触手全面铺向基层，形成自上而下一脉贯通的高效体系，一举而全功告成。

对于反对党派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反击机会。通过此次选举尽可能争夺地市一级的控制权，一来能在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密集编织的权力网上撕开一道口子，二来也为参加下一届议会和总统选举准备民意基础，增加打翻身仗的可能性。

因此双方皆不敢掉以轻心，都摆出了联盟对抗的阵势。与去年6月大选相似，共和人民党和好党联手组成“国家联盟”，在23个直辖市和27个省级市共同推举市长候选人；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则组成“人民联盟”，在30个超大城市和21个省级市开展合作。埃尔多安更是利用执政优势，不遗余力地为正发党争取选票，多管齐下。一是在选前尽力稳定经济、抑制物价，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以政府名义开设食品售卖点，提供低价农产品，邀买民心；二是以行政手段控制货币流动性，消耗外汇储备支撑币值，严防土耳其里拉再出现大幅波动；三是煽动民族与宗教情绪，突出正发党作为穆斯林利益保护者、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引领者”的形象，甚至将新西兰清真寺遇袭事件作为竞选工具，有意制造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外交摩擦，进而号召民众支持政府、团结一致“反对国内外敌人”；四是污名化对手，指控“国家联盟”与亲库尔德政党联合，涉嫌支持库工党等“恐怖组织”，将选举投票抬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据土内政部长透露，选举前夕共有200多名反对派候选人因被疑与“恐怖组织”有牵连而接受调查。

埃尔多安的胜利与遗憾

除联合执政的正发党、民族行动党，以及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好党、人民民主党之外，独立土耳其党、民主左派党、幸福党、土耳其共产党等其他七个小党也参与了角逐，此次登记投票的选民超过5700万，选举投票率高达84.67%。根据4月1日的初步计票结果，埃尔多安领导的“人民联盟”赢得了51.63%的选票，其中正发党获44.32%，民族行动党获7.31%；反对党“国家联盟”拿到37.56%的选票，其中共和人民党获30.11%，好党获7.45%；独立参选的亲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争取到的选票为4.24%。

埃尔多安宣布“人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但反对派力量则称埃尔多安与正发党遭遇了“执政16年以来的最大挫折”，在选举中丢掉了土排名前六大城市中的五个城市控制权，包括首都安卡拉和商业中心伊斯坦布尔；其赢得的省级城市总数也较此前减少了数个。

这确实打击了埃尔多安的既定目标。尤其安卡拉是土政治中心，也是正发党的传统票仓，民意基础深厚；伊斯坦布尔则是埃尔多安的家乡，更是其政治生涯起步之地，颇具象征意义。这两个城市自1994年起就一直由正发党（或其前身）控制，此番市长职位易手确为25年来首次。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部分民众对埃尔多安强力推行新总统制、垄断国家权力不满，也是对执政党近年来僵化、腐败及基层治理不善施加的惩罚；更有甚者，将其解读为某种政治预言，称多年前埃尔多安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开启的“一个时代”如今出现反转，这或将成为埃尔多安本人与正发党权力由盛转衰的节点。

埃尔多安对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重点城市原本志在必得，但最终失手也并非全在意料之外。正发党在两地推出的候选人分别是前任政府总理、现任大国民议会议长耶尔德勒姆和前任环境与城市规划部长、现任正发党副主席欧兹哈斯克，阵容可谓隆重且华丽；相比之下，共和人民党推出的竞争者都是常年在两地担任区一级行政首脑的地方官员，虽名头略轻，但胜在熟悉当地社情民意，对前一届地方政府治理的不足之处亦了然于心，竞选中便占了部分先机。除此之外，大环境也对执政党不利。一方面，自2018年8月里拉暴跌以来，土耳其经济衰退迹象明显。去年底失业率攀升至13.5%，青年群体失业状况更为严重；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为近15年来峰值。物价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飙升，针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渐累积。大城市居民受影响尤甚，迫切希望以变求通。另一方面，竞争对手也改善了参选策略，集零为整、由分散走向联合。中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搁置分歧，统一站在“反埃尔多安”的大旗之下；亲库尔德政党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参选的机会，转而支持反对党联盟，最终导致正发党以微弱劣势落败。考虑到大城市的经济实力与人口规模（仅伊斯坦布尔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18%以上），这一结果不可避免将会影响正发党的资源调配能力，削减其部分收入来源。

但也应当看到，反对党在几个大城市的“逆袭”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埃尔多安及其政党对土政府、议会的强力控制。正发党在广大内陆及乡村地区仍然拥有稳定的支持，其多年来依靠基层服务建立的政治声望并不会轻易消退，这都为其重新积蓄力量提供了可能空间。事实上，如果仅从数字看，正发党此次的得票率与2009年（38.39%）、2014年（42.87%）两次地方选举相比，还略有升高。埃尔多安在选后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时称，虽然反对党拿到市长职位，但“市议会在我们手中”。此外，正发党已就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地投票结果向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提起申诉，要求核查无效选票和选举违规事项。目前伊斯坦布尔部分区域的重新计票工作已经开始，最终能否反转尚不可知。

连环选战“终结者”？

土耳其国内外还隐约对这次地方选举抱有另一层期望，盼其能为近年来无休止的连环选战划下一道休止符，使政府政策尽早回归正轨。土五年来连续召集五次全国选举、一次全民投票，竞选活动几乎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日常，长效性的经济社会政策受到严重冲击；政党间攻讦不断，敌我立场分歧压倒政治纲领与原则，党派共识与合作变得更加艰难；外交政策被迫服务于国内选情，往往追求更具煽动性的即时目标，致使对外关系变数横生。

此次地方选举后，如无特殊情况，土社会将迎来数年的“休养生息”，而此前一直被选举政治压制的发展需求日益浮上水面，权力竞争中产生的若干新问题也逐渐明朗化，不仅给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统治带来不可回避的压力，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影响土政府内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提振经济的迫切需求。土耳其经济发展长期依靠“高负债+高通胀”模式，其负面效果自2013年前后便开始显现。2018年8月美对土施加制裁导致里拉贬值加速，此后便一直在经济全面危机的边缘徘徊。西方媒体持续唱衰土经济发展前景，预测其将于2019年进入“经济学意义上的衰退期”，亦引起土民众普遍恐慌。民调显示，经济困境已超越安全问题成为当前土民众的首要关切，更被反对党用来挑战和质疑政府的治理能力。埃尔多安对此心知肚明，且正发党的执政合法性亦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改善民生才是确保其支持率长盛不衰的根本。在竞选过程中，埃尔多安就已向民众公开承诺，将把摆脱经济困境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不损害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土财政部长阿尔巴伊拉克进一步给出了明确时间表，称选举结束后的第一周即准备宣布新的经济改革措施。

其次是社会割裂的风险增大。去年6月总统、议会选举和今年地方选举中党派结盟竞争的情况均表明，土耳其社会已经沿着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划线”，分裂、固化为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大对立阵营，中间地带逐渐消失，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局面若继续蔓延，恐将与教俗矛盾、城乡差距、民族冲突等复杂问题交叠融合，成为埃尔多安总统任期内不可忽视的挑战。

其三是权力斗争向基层延伸。当前形势下，反对党在政府、议会等层面已无力制约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权力，未来或将利用自己掌控的基层政权阻扰其施政目标，尤其在涉及基建投资、难民安置、宗教及民族等具体问题上，政党缠斗恐无休止。但埃尔多安总体上仍处于优势地位，若基层情况变化超出其容忍范围，不排除将动用非常规手段的可能。2016至2017年，埃尔多安就曾以涉恐调查为由，先后将90多名隶属于或同情人民民主党的各级地方官员撤职，改派政府委托人代理其职权，确保了中央政府对东南部地区的控制权。

其四是对外政策的矛盾性凸显。一方面，土国内各党派力量对比的现状决定了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联盟将延续下去，埃尔多安需要照顾盟友的极端民族主义诉求及反库尔德立场，对库尔德民族的高压政策以及在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等在短期内都难以中止。另一方面，土政府为发展经济计，又迫切需要改善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因此，如何化解土美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分歧、移除双边关系缓和的直接障碍，便成为摆在埃尔多安面前的首要难题。

这些问题如何发展、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长远、直接地影响民众对正发党执政能力的评估，以及对埃尔多安本人的信任与支持，进而将影响2023年下一届议会与总统选举的结果。按照埃尔多安的宏大政治抱负，2023年亦是一场必胜之战，他将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连任并确保正发党延续一枝独大的权力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冒险将赌注押于权宜之策，必须从当前开始修补、夯实民意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地方选举明面上虽终结了令人疲惫不堪的连环选战，实则默默为下一轮更加激烈的争夺和较量拉开了序幕。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