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解特朗普(Trump)现象而写出的专著，可以建成一个关于美国中西部的小型图书馆了。但是，看看泰国或土耳其，也许同样有用，因为这位美国总统的崛起，是一种政治现象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正在挑起“大都市精英”与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挥舞着干草叉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在2016年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所有大城市都以往往很大的差距落败了，但美国其他地方的选民将他送进了白宫。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失利，应验了那年早些时候英国退欧公投中出现的规律——当时退欧派虽然在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失败了，但最终仍然获胜。城乡分裂也是一种教育上的分化。在英国，没有取得学历就离开了校园的选民中，有73%的人投票支持退欧，而在拥有研究生学位的选民中，有75%的人投票支持留欧。美国也有一种类似规律，这让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高呼：“我们爱没怎么受教育的人们。”

在西方政治中，大都市精英阶层与民粹主义内陆之间的分裂是显而易见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同样的分裂也越来越多地定义了西方以外、文化和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的政治，如土耳其、泰国、巴西、埃及和以色列。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贝西克塔斯(Besiktas)等都市高端区域的居民，对他们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感到震惊的程度，不亚于布鲁克林居民(Brooklynites)对特朗普。但土耳其传统世俗精英在投票中一向不敌虔诚的小城镇选民，后者支持埃尔多安。在以色列，尽管整个国家在向民族主义右翼靠拢，但该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特拉维夫，仍是世俗自由主义的堡垒，拥有一位左翼市长。

整个东南亚也存在同样的分裂。在菲律宾，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者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在与“帝国马尼拉”(imperial Manila)的自由派精英对垒后赢得了权力。在泰国，首都曼谷与北部乡村之间咬牙切齿、有时甚至充满暴力的分裂，决定着过去十年的政治。即使是用来描述这些分裂的字眼也很相似。在土耳其，他们谈论“白”土耳其人和“黑”土耳其人；在泰国，对立的两方是乡村的红与城市的黄；在美国，则是红州和蓝州。

在欧洲，分裂就更加明显了。意大利在最近的选举中转向民粹主义政党，但该国最富有的城市米兰抵制了这一趋势，并基本上还是支持落败的中间派。在法国，富裕的巴黎市中心已团结起来支持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改革，而民粹主义者则在法国落后地区蓬勃发展。随着匈牙利和波兰滑向威权主义，两国首都布达佩斯和华沙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而由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领导的执政党则依靠小镇的支持。

那么，是什么让都市人与其他地区的人对立呢？反对特朗普、反对英国退欧、反对埃尔多安、反对欧尔班的城市居民往往比对手政治阵营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相比之下，将特朗普、英国退欧、埃尔多安或欧尔班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战斗口号，都是某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伟大”的承诺。都市人还更有可能去国外旅行或学习过，或者是最近才移民过来的。例如，纽约和伦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海外。

人们很容易将城市描述为自由主义的堡垒，而将内陆地区描述为反动的。就社会价值观而言，或许是这样，但也出现了一个初步趋势：在投票中被击败的城市居民对民主产生反感。

在埃及，许多曾在2011年倡导民主的城市中产阶级最终支持了两年后的军事政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当选，其政府将把埃及变成一个神权国家。2014年，在泰国，结束“红衫”统治的军事政变似乎得到了曼谷中产阶级的大量支持。目前，在巴西，左翼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遭到腐败指控，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专业人士阶层倾向于支持据此将他投入监狱——尽管如果他获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竞选的话，很可能再次赢得总统职位。

西方大都市的精英们还没有转而反对民主。但有些人可能已心存疑虑。在英国，许多坚定的留欧派渴望推翻退欧公投结果。在美国，正如政治学家雅恰·蒙克(Yascha Mounk)和罗伯特·福阿(Roberto Foa)所指出的那样：“对非民主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的趋势，在既年轻又富有的公民中尤其强大……1995年，只有6%的富有的美国年轻人认为军队接管是件‘好’事；如今，这一比例为35%。”

如果说有些大城市选民对民主感到矛盾，那么小城镇选民则日益受到特朗普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统等人表露出来的民族主义吸引。复兴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但不断扩大的城乡分裂表明，目前最具爆炸性的政治压力可能不在国家之间，而在国家内部。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