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1978年8月12日，中日外长在北京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的规定，经过4年的艰苦谈判缔结的，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它通过法律程序，把复交时的《中日联合声明》固定下来，使两国政府间的约定上升为国家间的条约，使两国关系有了法律准绳和保障，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两点：一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中日联合声明》规定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二是双方确认都不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曾说，这个条约是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出的总结，是真正反映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这一条约既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法律保证。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两国关系获得两千年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期间也经历过不少波折。经验和教训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的形势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日本也在力推国家政治转型，世界正加速向多极化发展，中日关系的旧平衡因国家间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形成，正处在过渡和磨合期。

最近，李克强总理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对日本的正式访问，标志中日高层互访恢复，双方关系有望重回正常发展轨道。这对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中日关系在遭遇严重挫折后，历时6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这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从日本政府近年来关于中国和中日关系发出的一系列积极信号看，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对中国的定位乃至对华政策都有所调整。但愿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意味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进入过渡期后，日本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定位中国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由不适应，不愿承认现实，觉得不可忍受，进而反感，言行表现出嫌恶，甚至认为中国是威胁，转变为能冷静客观地面对日强中弱向两强过渡的新现实，开始接受身边强大的中国。

目前，虽说中日关系重新走上正轨，但是，中日间诸如历史、台湾、领土、东海划界等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其解决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和诚意，而彻底解决正确定位对方、建立战略互信等深层次问题，仍需要时间。从这个角度看，今后若干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期，是决定中日关系前途的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个敏感时期。

中日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取决于双方迄今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能否得到严格的恪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双方能否消除各自的心理问题。日本应改变对中国的优越感，且需客观认识中国的变化，心理上适应中国的发展，从战略上正确定位中国，解决中日是伙伴还是对手的认知问题，这是日本能否正确处理对华关系的关键问题。

中国人应该表现出与自己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自信，应从过去一百多年里遭受日本侵略和压迫而造成的精神和心灵的严重创伤中——受害者心理、弱者心理走出来，增强自信，以“大国心态”，与日本打交道。摒弃与日本对抗和“弱者心理”，理性对待和处理问题，防止情绪化。

对我国而言，日本是近邻大国。中日关系的好坏关乎我国安全、发展和外交全局，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虽说GDP被我国赶超了，但日本的实力犹存，且有地区影响，日本具有民族凝聚力和爆发力强的特点，向好的方向发展，向坏的方向发展都有很大的能量。处理得好，会有助于我国发展，而处理不好，会制约我国发展。我们要着眼于战略全局，把中日关系放在正在大变动的世界格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统筹考量。

今后，应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保持中日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不断促进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避免再出現大的波折和反復。重要的是，双方都要牢牢掌握两国关系大方向，理性看待和谨慎处理处于过渡和磨合期的关系。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出发，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多寻求共同点。对于某些有争议、一时难于解决的敏感问题，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从长计议，并加以切实有效管控，不影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要扩大经贸合作，重点培育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旅游产业等领域合作，开展第三方市场相关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把中日务实合作提高到新的高度。

毋庸讳言，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是过激的民族主义动向。日本应正视历史，吸取教训，积善行德，以邻为伴，勿再刺激受害者的感情。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其历史自豪感以及近一个世纪的被压迫史和屈辱史所形成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裴敏欣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应弘扬爱国主义和成熟的、理性民族主义，摒弃狭隘的、过激的民族主义。双方都要努力，不因个别问题而迷失双边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更不为狭隘的民族情绪所左右，不受偏激的舆论所煽动，避免走入误区，影响两国正常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