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到“卢浮宫”

对于市场来说，眼下蔓延的中美贸易战担忧，是一个”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完全的“不确定性”。

回溯历史，我们也许会有更好的答案。美国曾经在1985年要求日本和西德等国签订了一份“广场协议”，签订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感受到了贸易的“不公平”。在各方利益的协调下，日本和西德最终同意本国货币兑美元升值的最终方案。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广场协议签订的两年后，日本等国又与美国签下了一份“卢浮宫协议”，这一次，美国希望大家停止让美元贬值。

我们先从“广场协议”说起，这份著名的协议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不可忽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正式构建，并成为二战之后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固定汇率制度，所有的非美货币与美元挂钩，让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皇冠。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等援助计划也导致了欧洲和日本对于美国经济和资金的深刻依赖，而各种军事援助也导致了各国纷纷寻求美国的安全承诺。

但不幸的是，没有完美的制度。美元中心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从60-70年代起就开始面临挑战，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特里芬天才地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根本上来说，只要经济在发展、资本在流动，希望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在70年代初土崩瓦解，但关税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IMF和世界银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他们仍然存在，但也经常受到美国的影响。浮动汇率制度走向前台，只是美元中心制度仍然稳固地存在着，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全球势力版图中的一家独大。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美国的经济发展依赖消费、对外战争和军事保护承诺导致财政急剧恶化，因此美国很难解决自身的逆差问题。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如果美国实现经常项目（贸易+财政）顺差，那么世界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大量的新兴国家都需要倚赖美国的消费，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脱贫和经济发展。而一旦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美元就会面临升值的压力，新兴市场货币一旦顺势贬值，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危机。

因为政治经济展模式的固化，美国会天然地存在经常项目逆差，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因此美元会走弱。但其他国家需要累积美元的外汇储备来保障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所以美元会走强。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元开启了浮动之旅。

浮动之初，美元缓慢贬值，这似乎也大致符合美国的想法，因此一切相安无事。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美国在里根治下实施了供给学派的经济举措，通过“宽财政紧货币”来解决当时的滞胀问题，美元在高息下开始大幅升值。到了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元指数从80年代初的大约85的水平，快速升值到150。伴随着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坐不住了，要求主要的对美顺差国帮助美国解决问题。在美国面前，日本和西德自然没有抵抗的能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货币大幅贬值，于是，“广场协议”达成。

日元和马克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升值之旅，日元在两年之内升值50%，美元指数也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平，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并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在市场预期美元会继续贬值并开始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之后，1987年美国再次召集主要发达国家在巴黎的卢浮宫会合，这一次签订的协议叫“卢浮宫协议”。这份协议的核心是美国希望大家能够协力合作来保持汇率市场的稳定，换句话说，美国觉得美元汇率已经差不多到位。根本上，美国仍然希望维持美元的中心地位，而不希望市场认为美元会一落千丈。与上次一样，非美国家仍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除了听美国的，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最终美国成功向世界部分输出自己的危机，也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直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从来没有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当然与当年的争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间的隔阂，很难用几个“协议”来填平。这场贸易战走向何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这绝不会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

（作者为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