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强制性关税，但随后将很多国家排除在外，这使中国成了主要对象国。3月22日，特朗普宣布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价值大约6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据传美国政府官员要求中国采取措施将对美贸易顺差减少1000亿美元。

如果中美无法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就两国间的贸易争端达成妥协，贸易战将不可避免。特朗普强征关税的原因何在？只有充分掌握了其根源，中方才能有效应对。

表面看，特朗普的关税是对其竞选承诺的兑现，是要向其政治大本营有所交代。这就如同他在去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样，国内政治因素是首要动因。

就特朗普个人而言，他以商人从政，持陈旧的重商主义理念，是个彻底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相当于企业利润，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意味着美国“亏了本”。这些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都不值一驳。特朗普既误解了美国逆差的原因，也误判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但如果我们把贸易战都归因于特朗普，那也有失偏颇。其个性除外，特朗普是美国社会近年来发展的各种弊端的一种症状反映，而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需要从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特朗普是这一演变在当前的一个突出反映。

中方通过有效的报复性关税（如针对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今年底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难堪，可以让他认识到对华贸易战的得不偿失。但是，这种措施虽然能取得短期效果，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应对特朗普关税，不能只着眼于特朗普本人。通过关税降低贸易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本人的偏见。但美国政商学界对中国经贸政策的不满是普遍的（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的问题上），并不局限于特朗普或共和党。美国的主流意见是特朗普“正确”指出了经贸纷争是当前美中关系的一个问题，但其加征关税的做法却是误入歧途。

美中经贸关系之所以会走到贸易战这一步，是因为这一关系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可算是分水岭。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10年，美国认为中国还在融入世界经济，不是威胁。现在美国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当时也都存在，但并不成问题，也不为WTO明令禁止。但2010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的担心，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国经贸政策的不满，是中美经济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特朗普是美国对华竞争的催化剂，但非本因。

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中国与整个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关系。美中贸易战是中西方经济关系结构性调整的冰山一角。应对特朗普关税，需要超出这些关税，超出贸易战，甚至超出中美关系，从中国与西方世界经济关系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高度，做战略性的全面思考。

如果应对得当，中方可以“化险为夷”。特朗普的这些关税，如果实施，从短期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对美国经济弊大于利。而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美国的国际孤立，恶化其与反对保护主义的盟国之间的关系，使中国有机会联合这些国家从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的高度去反对美国，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失去国际经济领导权。

但这种联合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策略能否奏效，取决于中方能否有效处理当前中西方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难题。欧盟等国反对美国保护主义，但也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不满，最终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次，它们就是部分上通过支持美国共同反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策略，成功得到特朗普钢铁和铝关税的豁免。而这可能正是特朗普的策略：强迫盟友共同反对中国。

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中国需要做出长期与短期、战略与策略的区分。贸易战时间越长，对中国越不利。短期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个策略问题。长期如何善后、如何处理贸易战后的中美经济关系、如何调整中西方经济关系，是个战略问题。如果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中国要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区别开来，尽最大努力避免与整个西方世界竞争，同时需要防止经济争端演变为政治安全冲突。

中国不妨主动提出当前中西方经济关系结构性调整这一重大课题，表达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就此进行战略性沟通的意愿，承诺维护并且改善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后，中西方经济关系又发展到了一个新节点。如果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当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达成的一个“宏大协议”，现在到了更新这一“协议”，寻求新的经济共识的时候。

如此，不妨就在WTO的框架内就新的经济共识展开讨论，甚至启动新一轮的WTO多边谈判（“北京回合”）来更新国际贸易规则，特别是在各方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上。

近年来外界总是指责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中国能通过改革WTO来维护和改进国际贸易规则，拿出实际行动，这将是对这种指责的有力回应。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