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日两国良性互动明显增加，首相安倍晋三6月对“一带一路”构想发出合作的积极信号，9月参加了中国驻日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会，双方领导人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等峰会期间进行了正式会谈。

双方经济界高层互动也在加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受中国总理李克强接见。12月初在经团联举办的日中企业家与原官员会议上，安倍再次提及“一带一路”合作。

中日民意基础也有所改善，根据言论NPO最新调查，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日本人为44.9%，比去年的71.9%改善很多；中国为64.2%，改善14个百分点。2018年又是《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都期待今年能够推动中日关系有较大改善。例如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12月下旬访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提出中日关系“超越2006年的战略互惠关系”提升到“共创关系”。

笔者认为，2018年中日关系改善面临前所未有的三大机遇，对此要有积极进取心发挥主动性，但也要有清醒认识，不过度期待并保持平常心。

关系改善的三大机遇

第一，中日国内政治基础稳定，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凝聚国内和中日之间共识的有利条件。中日领导人均执政五年，中共十九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权威进一步巩固。这为中央全面部署外交提供了国内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内条件。

虽然2017年受到“加计学园”和“森友学园”问题困扰，夏天东京都议会选举自民党惨败，但安倍毅然选择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不仅大获全胜，而且极大地分裂了在野势力。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分裂，小池百合子与前原诚司合作成立希望党，并没有获得选民支持，结果自民党再次实现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席位。这是安倍执政后第三次众议院选举获胜，证明其执政基础仍然坚实。

去年11月的民调显示，尽管从民进党分裂出来的立宪民主党成为最大在野党，但支持率仅为14%，其他在野党都是3%或更少，61%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看到在野党合并成新党。这意味在今后四至五年时间里，中日两国将会同时出现比较稳定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中日关系相互认知的重新设定，提供了战略机遇期。

第二，中日之间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协调沟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加。无论从中国还是日本的地区外交来说，今后几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朝鲜半岛问题。过去中日两国在这个问题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从本质上来说，都把这个问题基本看成美国的事情。

然而，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战略与言词构成不可确定的结合，让中日都感到继续靠美国的思维是危险的。安倍在选举中将朝鲜问题定位为国难，然而仅仅依靠日美同盟和加强自身防卫，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剧地区紧张的风险，所以改善中日关系非常关键。

习近平在新年献词中特别提及中国的国际责任，而国际社会容易把中国应对朝鲜问题的方式，作为中国的新外交风向标。中国如何调动本地区主要国家的力量就显得很必要。中日作为本地区的大国理应加强对话，这样既可以避免日本由于过度担忧，而在安全政策上可能走样；另一方面也为中日在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培养习惯和互信。

第三，美国在贸易自由化、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领导力后退，中日协力发挥领导力，可以为世界秩序的稳定作出贡献。2017年，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实际上以狭隘方式定义国家利益，以达到将国内政敌塑造成背叛国家利益形象的目的。

美国正在破坏战后它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融入这个机制的中日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有共同利益。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预示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秩序的重建，会以“美国不在”（US-free）的方式演进，而中国在G20的框架内能否起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课题发挥领导力，受到极大关注。

另一方面，在美欧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是发达经济体中为数不多没有出现明显民粹主义的国家，也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坚定支持者。安倍作为七国集团（G7）第二位资深领导人的作用也值得期待。

有进取心还要有平常心

同时，2018年也不能对中日关系的急速改善抱过度的期待。2017年虽然中日良性互动增加，但双方的战略互信质量仍然较低。横亘在中日关系上的几个主要问题，还没达到能够默契管控的水平（主要集中在领土、历史和台湾这三大问题上），双方的民意基础还相当脆弱，而稍有放松就有可能再次浮出水面冲击中日关系。

首先，双方从战略意图角度还远没有达到有效沟通的水平，对于对方都没有底。中国担心日本以朝鲜问题作为扩军和强化同盟的借口，引入陆基宙斯等装备，也对日本修改宪法为安保进一步松绑感到不安；而日本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态度虽然有变化，但强调前提必须是不破坏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基础。近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上，日本与欧洲对中国贸易行为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中日改善关系，虽然双方都表达了善意，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因为美国因素的推动。中日对于特朗普这位不同寻常的“交易型”总统都感到“没底”，日本担心出现中美搞秘密外交绕过日本，而中国则须避免两面受敌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日的接近仍含有对美国不确定性的一种保险措施意味。

其次，战略互信的严重不足，则会让一些政治势力有机可乘，以牺牲中日关系为代价“寻租”国内政治的利益。2012年，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正是利用了中日关系在2010年后出现严重倒退、双方沟通严重不畅的情况，突然提出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导致中日关系跌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

11月日本内阁府公布了关于钓鱼岛的舆论调查结果。回答“关心”和“比较关心”钓鱼岛的受访者比率为62.2%，较2014年11月的调查大幅减少，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对钓鱼岛“不关心”及“不太关心”的总计34.8%，为2013年调查以来关心度最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言论NPO最新的调查显示，尽管对中日关系的认知有很大改善，这主要是因为首脑会面了，大的分歧没有表面化，但对于对方的印象，中国有66.8%对日本持负面印象，比去年改善了9.9个百分点，日本为88.3%，仅改善了改善3.3个百分点。

而《日本经济新闻》11月的民调显示，53%民众认为如果必须做出让步，那就不着急同中国改善关系。日本官房长官在近期采访中也说，要动真格地改善日中关系，但是对于日本不能容忍的事情也必须要坚决主张。

第三，中日关系的定位须注意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而是要着重做实事，管控分歧和危机方面要着力进行机制性建设；另一方面，要为中长期中日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2018年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在安全方面例如海空联络体制、危机预警管控体制的建立和运用；在经济领域方面，中日在第三国的经济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如何避免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的情况；在政治领域，则积极探讨如何恢复领导人定期会晤沟通，将工作关系机制正常化等。

从中长期来看，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相对脱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仍然需要深入讨论和形成共识，即如何真正认识到中日关系本身的独立战略价值的问题。如果日本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主要推力在于集中力量于对美外交，减少周边摩擦，而中国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主要推力在于两边下注，规避美国特朗普风险的权宜之计，那中日关系的认知基础将会继续脆弱，缺乏韧性。

综上所述，2018年中日关系面临三大机遇，不把握就会稍纵即逝，而过度期待则会适得其反。对此首先不要过度猜测对方的意图，而是要有强烈进取心努力实现思维和政策创新。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日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有平常心，将2018年定位为努力做一些实事，为双方战略关系改善打基础的关键一年。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