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主持对话，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参加对话。很大程度上，这一对话可视作中美实质上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体现。

观察人士多认为，这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2+2”机制，即两国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的领导人同时参与的深度对话。目前，“2+2”机制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亲密盟友之间的一种政策协调模式。

“外交安全对话”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新建立的“全面对话机制”的一部分。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首次峰会，会晤的一大成果便是，双方同意将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改造为新的“全面对话机制”，除了“外交安全对话”，还包括“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和人文对话”。

“战略与经济对话”始于2009年，是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政府间沟通机制。对于特朗普上台后为何要改造这一机制，2017年5月蒂勒森国务卿表示，应当用新的视角看待未来50年的美中关系，美方希缩减双方对话机制的数量，将提升参与者级别，使他们可直接向两国的最高决策层汇报，双方还将通过建立工作组确保对话成果得以真正落实。简言之，新的对话机制是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出“聚焦、提升、实效”的目标导向。

中美关系：“稳定”超出预期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而在其看来，中国是让美国不再伟大的关键因素，包括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工人就业岗位的流失等。特朗普的核心政策顾问、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曾言，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的衰落”。特朗普胜选，一度让人感到中美关系将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境。

然而，过去几个月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而且在很多方面出现新的积极进展。一方面，朝鲜核问题等成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重大外交挑战，需要与中国合作应对。另一方面，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等政策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美中关系的基本稳定。正如特朗普中国政策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言，美国新政府应认识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道路需要途经北京”。

2017年3月，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时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14个字是中国倡议构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这是美国政府高层首次接过并公开使用这一政策表述。可以说，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不讳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对美中合作展现出更开放姿态，寻求一种“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这体现出特朗普政府较强的实用主义取向。

迄今特朗普已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海湖庄园”峰会，并多次“通电话”和进行书信往来，两国高层交往较为顺畅。双方已就继续深化中美关系、扩大两国合作达成共识。预计下个月二十国集团德国汉堡峰会期间，中美元首还将再度会面。当务之急是通过“外交安全对话”等新的协调机制，将“元首共识”转化为中美关系的实际进展与成效，进一步将两国关系“锁定”在稳定、积极和富有活力的轨道上。

风险不可不察

根据两国外交部门的“吹风”，朝鲜核导问题、南海与亚太海上安全、两军关系等将是此次“外交安全对话”的主要议题。朝鲜核导问题已成为特朗普政府最紧迫的外交挑战之一。美国战略界人士多认为，朝鲜欲大幅提升“核导合一”能力，将在2020年之前拥有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特朗普政府宣布放弃奥巴马时期对朝“战略忍耐”政策，转而对其进行“极限施压”，不断加大对朝国际制裁，并考虑必要时予以军事打击。

特朗普希将中国推向对朝施压的“前沿”。近几个月，中方已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采取中止进口朝鲜煤炭等措施。5月，朝鲜再次进行弹道导弹发射，美方想让中国完全切断对朝原油供应，并惩处与朝鲜存在非法商业往来的中国公司和个人。

显然，中国在对朝政策上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虽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上与美一致，但仍坚持“劝和促谈”，要求美国等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反对相关各方以军事挑衅行动加剧半岛紧张局势。虽然特朗普政府表示不会将“政权更迭”等作为对朝政策目标，并愿意与朝鲜方面进行对话，但其在“极限施压”并不奏效的情况下采取军事冒险政策的可能性仍值得警惕。

为实现“以结果为导向”的目标，特朗普政府将美中经贸问题与朝鲜核问题等进行“挂钩”，采取“议题联动”策略。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就会在贸易等议题上降低对华压力。然而，这种“议题联动“策略不无风险，如果中国对朝鲜的“施压”无法得到特朗普政府期待的效果，后者或将做出强烈反弹，在经贸、南海甚至台湾问题上示强、报复，反倒会使中美关系受到损害。

此外，在南海问题上，虽然特朗普政府有所克制，但也须保持警觉。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中国与菲律宾的双边协商也出现积极进展。然而，美军舰却在5月底进入“美济礁”周边12海里区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并进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人员救援演练。这一行动比此前的“无害通过”更具挑衅性。

6月初，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Joseph Dunford）等人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时，强调将继续推动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建设。目前美国60%的海军舰船，55%的陆军和三分之二的海军陆战队力量已部署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区域，60%的空军装备也将很快部署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等人抛出“亚太稳定倡议”，呼吁美军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实现“航行自由行动”常态化等，为此其建议在未来5年每年投入15亿美元，这一倡议已获得五角大楼、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强烈支持。

与此同时，联邦众议员墨菲（Stephanie Murphy）等人也在推动“亚太防务委员会法案”，主张美国应加快在亚太打造“安全网络”。墨菲来自佛罗里达州，为首位女性越南裔美国众议员，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

在这一背景下，近期美越两国的“走近”颇值得玩味。5月底越南总理阮春福访问美国之际，美方向越南海岸警卫队交付了巡逻艇等装备，两国海军还展开互访。特朗普预计将在今年11月访问越南并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盟系列会议等，不排除美国会在未来几个月通过“搅局”南海为特朗普的“亚洲秀”营造气氛。未来数年，特朗普政府料将继续增强在南海地区的军力部署，提升“战术突击”能力，对突发事件或采取强硬反应，美国南海政策操作会更具“精准性”。

6月14日，蒂勒森在参加众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拐点，两国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但他同时也强调，美中双方正就未来50年双边关系的前景展开讨论，以维持稳定、消解冲突。考虑到中美关系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新动向，“外交安全对话”可以为两国领导层增进沟通、及时“对表”、避免误判提供重要平台。但也要看到，中美之间的分歧难以靠“对话”消除，经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挑战性其实是在上升，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如履薄冰”的紧迫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