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重新定位中菲仲裁案之后的中国南海政策为主线而展开：首先，探讨中菲仲裁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回顾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以期对其有一个比较清晰和准确的认识；然后，讨论中国南海政策在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中菲仲裁案中所体现出来的南海政策的新特点；最后，在比较中国全球战略与南海政策的基础上，就中菲仲裁案之后的中国南海政策提出几点建议。

一、中菲仲裁案与中国外交政策

在现阶段继续讨论中菲仲裁案本身已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即便如同国际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仲裁庭对于中菲争端不具有管辖权，而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强制仲裁机制存在种种制度设计上的根本缺陷，因此中国对于中菲仲裁案的基本立场合理合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方的这一立场并不能减轻中菲仲裁案对于中国在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所造成的实际负面影响：随着中菲仲裁案的进一步发酵，国际上对于“中国借助国力践踏国际法和欺负周边弱小国家的各种指责”甚嚣尘上，这不仅对中国长期经营的睦邻友好关系形成了巨大冲击，也使得“一带一路”战略从提出伊始就被东南亚潜在参与国猜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激化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矛盾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预见的是，中菲仲裁案对于中国外交的负面冲击将会随着仲裁结果的公布而进一步加剧，届时中国外交的战略意图将受到更大的质疑和挑战，而中国各项外交举措的效用也将会大打折扣。

有鉴于中菲仲裁案对中国外交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有必要在中菲仲裁案的尾声认真思考仲裁案之后的中国南海政策。这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反思。一方面，中国现在奉行的南海政策是否行之有效。中菲仲裁案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南海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都表明中国现行的南海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无助于实现本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目标。不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如同西方媒体所宣扬的那样要和美国争夺地区领导权或如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在南海地区营造良好的国际关系局面都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前提条件。然而在中国现行南海政策的影响下，长期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比如菲律宾进一步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一些曾经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比如越南开始与美国合作，甚至一些过去保持中立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也逐渐松动其原有立场，成为美国领导下的以中国为对象的遏制机制的争取对象，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在南海地区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显著增长，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相对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实力优势和政治优势的逐渐丧失，从而使得南海地区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区政策，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如果导致该国在这一地区的对立面越来越多，与这一地区内其它国家之间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那么这对于该国实现其地区目标无疑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否匹配。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外交战略应该指导其在特定地区的外交政策，而其地区政策应该能够有助于其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地区外交政策和整体外交战略之间的一致性或者说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一个大国地区目标和整体外交目标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甚至是内在逻辑的矛盾则既会造成一个国家外交行为在不同层面问题上行动逻辑的不一致性，也容易引起他国对其外交战略的误读和误判。美国在冷战时期出现过在亚洲政策和外交战略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因为过高估计了亚洲在其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从而错误地介入越南战争，并因此对其外交战略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中国南海政策应该建立在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上，中国南海政策的目标必须与中国外交整体战略目标一致。如果中国外交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甚至为此不惜采取与其它国家结盟的形式来瓦解对中国形成威胁的同盟体系，那么在南海地区争夺领导权就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为此目标而在南海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准备以应对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全方位竞争就是理所应当的选择，西方分析人士对于中国外交日益强势的论断也就不是无的放矢。但如果中国外交战略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世界领导权，那么一种以争夺地区主导权甚至控制权为目标的南海政策是否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相匹配，这就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延续性

近年来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讨论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展开，也即是中国外交战略是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此持肯定立场的意见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加，其国家利益的范围必然会扩大，这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越来越广泛，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因此发生根本性转变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则认为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在过去三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关键仍然是本国的经济发展，而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仍然是中国最好的选择。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上述分歧，究其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多样性，这使得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国国家利益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自然也就得出了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同看法。如果以中国外交决策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本体论认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对于中国外交战略会有更一致的结论。依据这一标准，中国的外交战略延续性明显大于改变。简单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世界的基本判断仍然是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决策者认识世界的基础，这一基本判断也明确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中国外交不会以和平与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只能采取和平崛起的战略。因此，中国外交即使经历了诸多挑战，比如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但仍然保持了基本的战略取向，以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其基本战略目标。这一外交战略所体现的是中国外交决策者对于国际合法性的深切关注，这一合法性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一种社会行为可以被国际社会中其它行为体所接受的程度，其衡量标准是国际社会中的规范、规则以及各种价值体系。

三、中国南海政策的新变化

中国从1988年“3·14”中越赤瓜礁海战之后长期保持着克制的南海政策，这一政策以维持现状为目标，主要表现为不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作为与东南亚各国解决海洋领土争端的筹码，强调争议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相关问题。虽然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越南等国在南海加速岛礁占领的行为，但体现出中国政府对自己在东南亚地区国际合法性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意图和方式的担忧，因此有效地配合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从2014年开始，中国南海政策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越来越倾向于增强自己在南海地区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并且逐渐将实力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重要凭借，大规模的岛礁建设以改变在南海地区的力量对比就是这一政策变化的最直接结果；其二是逐渐表现出对于国际法作为解决海洋领土争端的有效途径的抵制，这突出表现在对于中菲仲裁案的强硬立场。这一倾向固然与中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陆上领土争端的传统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于国际法的强烈不信任，这反映出中国外交决策者对于国际社会中现行规则的怀疑。

四、中菲仲裁案之后的中国南海政策再定位

近年来中国南海政策中对于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重视以及对于国际规则的不信任，与外交战略中长期以来对于国际合法性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造成了外交战略和地区政策之间内在逻辑的紧张关系。这一矛盾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其它国家而言都具有难以估量的危害性。一方面，中国强调自己对外战略对于国际合法性的长期关注而疏于认真评估自己在南海政策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则过于关注中国南海政策的变化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延续性。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南海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中国与其它国家相互之间的误读、误判和矛盾，并且将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中菲仲裁案之后让中国外交战略和中国南海政策重新协调一致。考虑到现阶段如果改变中国的外交战略，将以实力为基础的大国竞争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有可能使得亚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可控，最佳选择应该是借中非仲裁案的机会重新定位中国的南海政策，使其回到中国外交战略的框架下，以南海地区和平与地区发展为导向，以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国际合法性为重要目标，以国际法为基础和指导，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与东南亚相关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争端。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文章转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