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不可能没有阻力也不怕阻力，但进入崛起关键期后，要力避旧有矛盾激化和新增矛盾层出的叠加、共振的局面，要力避外部压力的集中来袭。崛起必须有所作为、乘势而上，但平稳顺利崛起也离不了守拙和吃亏。守拙和吃亏是要暂时放弃一些局部的利益，以此为代价换取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小不忍则乱大谋；守拙和吃亏是为了更好的有所作为，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只要能使中国崛起的有利局面“拖得下去”，乃至“拖到”一个更加有利的局面，就是有所作为，就是最大的有所作为。从相对收益和相对实力看，国际环境总体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巩固和拓展中国实力的增速优势。中国的相对实力每增一分，外交的行动自由就增一分，就越有利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态势看，国际形势总体对中国有利，时间在中国一边。战略要有定力，崛起更要有耐力。

崛起关键期须战略再平衡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一个强国能否塑造并维持一个以自身实力和意图为主导的时代，不仅在于其是否拥有超强的实力，更在于其能否形成一个准确而清晰的理念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大战略。江山代有强国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回顾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大国的兴衰之路，因战略抉择之异，而前功尽弃、逆势转胜的正反警例俯拾皆是。就中国外交而言，改革开放至今，虽遭遇多次危机和百般困阻，但因“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基调得当，终都转危为安并破阻向前，战略机遇期不断延续，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快速提升。但也正因崛起，手握不少好牌的同时，内部要求更加有为、外部阻力不减反增同现，加之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中国进入了崛起的关键博弈期。如何在新形势下打好这副牌乃至抓到更好的牌，以巩固和拓展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力避颠覆性错误和系统性风险，为崛起护航，战略基调的再平衡至关重要。

战略定调的核心仍是实力

想干的事多，能干的事少。战略的关键就是要在想干什么（利益）与能干什么（实力）之间寻求平衡。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不变的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利益是由实力界定的。当由利益产生的冲突出现后，大致可采用两种方法或途径加以解决：和平的方法——外交，暴力的方法——战争。

纵观历史，每次重大冲突的解决，大多是先经过外交的途径对矛盾加以调和，如当事国领导的互访、第三方领导的斡旋、国际会议的召开等。表面上看，通过外交斡旋，国际条约得以签订、国际制度得以建立、国际组织得以成立，至此矛盾和冲突得到了“调和”。但实际上其背后是暴力因素——实力——在支撑，是实力与智慧的较量，是大国意志的再现，是对各自实力的重新确定，是对各自利益的再次划分。若这种看似和平的方法对矛盾和冲突都无法加以调和的话，就只有诉诸武力来检验彼此的实力孰强孰弱了。战争（军事、金融或是两者相结合）结束之后，暴力收起凶残的嘴脸，和平之光重耀大地，国际社会一片祥和，外交重担重任，一些国际会议随之而来，“平等、公正、保卫和平”的国际新条约、新制度、新组织再次相继而生，实力得以重新确认，利益得以重新划分。

无论是先礼后兵还是文武并举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其实质都是不同实力之间的较量，只不过战争加快了国家实力的变化速度。内政外交的再竞赛后，实力此消彼长，由实力定义的国家利益再起冲突，斗争进入了下一个轮回。

虽有观点认为，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摆脱了霍布斯文化（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的敌对关系、敌人），进入洛克文化（生存与允许生存的竞争关系、对手），并迈向康德文化（人人为我与我为人人的友谊关系、朋友），但国际关系的实践并未如此乐观，人类尚未走出实力政治的幽暗森林。以抓主要矛盾看，二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爆发直接武装冲突变得异常稀少和越发困难，但斗争的意愿、频率乃至烈度并未下降，只是斗争的形式换成了代理人战争、冷战、意识形态竞争、政治颠覆、经济制裁、军事演习等。回看2015年国际政治重大事件，南海危机、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土俄击落战机危机、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和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巴黎协议》的博弈等一再提醒世人，国际关系的本质仍是无政府状态下独立行为者之间争逐实力的斗争。这一本质百年后会否发生变化也许存疑，但“两个一百年”前是绝不会变化的。实力仍是观察国际关系众多窗户中最明亮的一扇，实力仍是打开国际关系大门的不二法宝，实力仍是定调外交战略的基点。

实力评估要加乘也要减除

在评估国家综合国力时，思维多是加乘：以较具代表性的克莱因方程和阎学通方程看，前者认为综合国力=（人口、领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后者认为综合国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其他计算方法的思路大同小异，无非是要素的选取组合不同，如加入或更看重核能力、科技力、教育力等。但加乘思维的片面性易高估实力，造成目标、能力、手段之间的失衡，且与外交实践不符。以中国为例，从内部看，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都是耗费国力的因素；从外部看，不利的国际政治思潮、不公正的国际规则、与他国的历史纠纷等，同样是削弱国力的因素。故，减和除的思维不可或缺。即是说，用中国经济实力已跃居国际第二、军力和软实力等也不断增强而加乘得出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并以此为据，要求中国外交战略的基调从韬光养晦转为有所作为时，不可不察内外部的减除因素。

有所作为也须守拙和吃亏

利益随实力同扩同缩。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外交战略再平衡时理应、也能更加有所作为，以收复受损的利益和开拓新的利益点，但“更加”务必“有度”，切忌逾越实力的界限。纵使作为霸权的美国，也因称孤道寡而不审慎使用实力，接连挑起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战争，不得不自食大量消耗自身实力、潜在竞争对手实力速升等恶果，实力相对衰落，无奈战略收缩。虽中国综合国力劲升，但按加乘算，至多也是第二，和美国尚有不小差距，再考虑上自身内外的弱点或漏洞，中国外交不仅要量力而行更要善于守拙。与之相应，中国外交要懂得吃亏。对过去被欺压但仍非实力所及的利益，切记咬紧牙关，不宜也无须一雪前耻；对开拓新增实力下的潜在利益，切记动心忍性，不宜也无须急功近利。

除了实力不够吃的亏和少增慢增就是亏之外，中国对既有利益和新增利益也要懂得相让和分享，要有吃小亏积大福的思维。薄富尔（AndreBeaufre）指出，战略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勉强充数的也只有福煦提出的“保持行动自由”。外交战略的作用并不在于确保成功，而是为成功不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对于外交而言，有利的条件主要就是外部矛盾少、外部阻力小，而降低和化解的手段无非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拿破仑说过，战略与经济学具有相似之处，天下事往往是有利有害，欲有所取、必有所失，欲有收获、必有牺牲。矛盾的消除往往是通过利益交换实现的，特别是在无法使用强硬手段逼迫对手就范的情况下，必须痛下决心，有时必须甘做重大的牺牲和忍受重大的痛苦。处于崛起关键期的中国要慎用大棒和善用胡萝卜。

中国崛起不可能没有阻力也不怕阻力，但进入崛起关键期后，要力避旧有矛盾激化和新增矛盾层出的叠加、共振的局面，要力避外部压力的集中来袭。崛起必须有所作为、乘势而上，但平稳顺利崛起也离不了守拙和吃亏。守拙和吃亏是要暂时放弃一些局部的利益，以此为代价换取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小不忍则乱大谋；守拙和吃亏是为了更好的有所作为，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激化矛盾，不成为主要矛盾，不使国际环境处于动荡、对峙、战乱中，都是有所作为。只要能使中国崛起的有利局面“拖得下去”，乃至“拖到”一个更加有利的局面，就是有所作为，就是最大的有所作为。

从相对收益和相对实力看，国际环境总体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巩固和拓展中国实力的增速优势。中国的相对实力每增一分，外交的行动自由就增一分，就越有利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时间看，2016年是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2016-2020年则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博弈期。从态势看，国际形势总体对中国有利，时间在中国一边。战略要有定力，崛起更要有耐力，风物长宜放眼望，功成不必在我。

（作者为金融时报撰稿人，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