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种文明，但假装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是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的著名论断。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就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而应包括外交、战略、文明三个层次。

公共外交的三层次

外交层次。着眼于外国普通民众，主要使命在于解释内政与外交政策、提升国际形象、发挥和培育软实力。这是公共外交作为外交的份内职责。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交，比较符合这一层次，其中对外援助和正确的义利观分别是其重点和难点。

战略层次。战略沟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着眼于外国精英，主要使命在于取得战略理解、塑造战略共识。和平崛起、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典型的战略沟通。因为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战略互疑是关键，民众认知受制于精英塑造，对美公共外交的着眼点尤其应放在战略沟通、形成战略认同层面。

文明层次。文明的对话与交流，着眼于挖掘中外社会集体记忆与文化意识的共同点、包容性，形成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社会共识。公共外交的精髓是对话（dialogue）而非告诉（inform），而对话的理念是双向沟通，是分享观念，而非单向输出观念。这一点，对于周边国家和文明古国，如欧洲与中东地区，尤其如此。对周边公共外交的重点是文明对话，恢复东亚文明道统；对其他文明古国，则着眼于借古喻今、推动文明互鉴与和谐。这三个层次，体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三个世界”理论：对第一世界（美国），战略沟通为主；对第二世界（周边、欧洲），文明对话为主；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公共外交为主。因此，可将中国公共外交图谱归纳如下表。

周边公共外交的共性与个性

周边公共外交，既具有一般中国公共外交的特性，也具有其特性，最大的特性就是文明的道统之争。正如欧洲的“三个罗马”之争——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俄罗斯帝国（以圣彼得堡为中心），争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道统。东亚也存在文明的道统之争——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华文明的道统继承者、朝鲜与韩国认为满清入关后中华文明道统转移到了朝鲜半岛、日本自称文明道统日落于西而日出于东（故而自称“日出之国”，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传统东亚文明母体——中国，被质疑不能继承文明道统，这是中国周边公共外交面临的历史困境。换句话说，梁启超先生所谓“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在脱节，这是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挑战。古人云，“正人先正己”。面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习近平语）。

文明的道统之争反映在公共外交话语体系下，便是日韩自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美国的盟国），按照西方横向逻辑（民族国家思维）来解释历史（比如认为朝贡体系并非厚往薄来而是一种殖民体系）等。究其实质，是民众认知的时空错乱，亦即传统上纵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与西方传来的横向主权国家秩序之间的矛盾，这就有赖于探讨东亚公共外交的使命了。

东亚公共外交的使命

东亚有三怪：不是东亚国家，却自视为东亚国家，这就是美国；是东亚国家，却不承认自己是亚洲国家，这就是日本；是东亚国家，但民族国家统一任务尚未完成，这就是海峡两岸和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局面。因此，东亚国际关系的症结是国家身份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中国崛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日本正常化是要恢复大日本帝国荣耀？韩国的半岛和平繁荣政策是要复兴大韩民族主义吗？即便各自国家将这些列为国家发展目标，但并未得到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认同，更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从纵向而言，东亚国际关系的和谐，是有深厚历史基础现实需要的；而其不和谐，同样是有深刻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在全球化和地区化时代背景下，各国国力此消彼涨导致各自心理上的震动和失调。

中国，常常是从未来看现实——预支崛起的未来，兼之历史、文明优越感发酵，更有种自大感，往往以教训口吻，督促“小日本”正视历史；或从大历史看现实——中国在鸦片战争前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央王国。日本，则常常从小历史看现实——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亚洲的优等生，民主优越感与现代化优越感，往往使日本人看不起中国。现实中又以显微镜看中国，发现中国崛起问题多多，因而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问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红利”还能用多久？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日本的战略焦虑愈发溢于言表。

韩国，却常常以现实看历史，对现实大国的举动，常常表露其历史的无辜——日本在靖国神社和慰安妇问题上的表现更唤起了韩民族对日本殖民历史的回忆。韩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也是片面的历史记忆在发酵。

总之，从时间维度说，中日、韩日、中韩关系的纠葛是身份问题：古代中国、现代中国；近代日本、现代日本；近代韩国、现实韩国……这些身份交织在一起，至今束缚东亚国际关系思维：或以“古代中国”藐视“现代日本”；或以“现代中国”鞭笞“近代日本”；或以“现代日本”俯视“现在中国”；或以“现实韩国”警惕“近代日本”，形成时空体系的错乱。中日、韩日关系乱局，就乱在认识、心理没有回归现实。其实，中日韩三国都没有长大：韩国没有站起来：国家没有统一，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还在美国人手里；日本也没有站直，不停鞠躬；中国则站得太直了，以至于时常后仰，步伐不稳，助长了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东亚国际关系纠缠于历史和心理，是没有自信、没有成为自己的表现，也是东亚整体上尚未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写照。

从横向上看，东亚国际关系并非限于双边、三边范畴，而是受东亚格局左右，还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折射出当今世界的矛盾。梁启超先生曾以“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描述中国的国家诉求。其实，日本也存在“日本之日本”、“亚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个层面的国家诉求，韩国也存在“韩国之韩国”、“韩国之韩半岛”、“韩民族之东亚”的多层次诉求，这些都折射出各自国家的国家情结与理想。中国人批评日本的狭隘历史观和民族心理，展示的是“世界之中国”风范，因为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昭示的是日本试图推翻战后体制合法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中日东海之争，无疑是“中国之中国”对抗“日本之日本”；亚洲区域合作的中日主导权之争，又提醒我们“亚洲之中国”与亚洲之日本”的较量；日本“入常”问题，则寄希望于“世界之中国”与“世界之日本”的磨合；朝鲜核问题，考验的则是“韩国之韩半岛”与“韩民族之东亚”观。

中国、韩国要真正理顺中日、韩日关系，就急需调整自己的日本观，从“日本之日本”、“亚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层面重新认识日本。日韩也要正确处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关系，而非简单概之以“中国威胁论”。对于韩国的民族统一大业，中日都应理解和支持；同样的，对于中国的统一大业，韩日都应给予理解和支持。中日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厘清中日韩战略利益。概言之，中日韩间的战略利益有三：相互支持各自国家诉求（中国之中国vs.日本之日本vs.韩国之韩半岛），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亚洲之中国vs.亚洲之日本vs.亚洲之韩国），维持国际体系和平稳定（世界之中国vs.世界之日本vs.世界之韩国）。中日韩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就在于在这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面临大的发展空间。

从世界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离不开美国。中美日韩国家意志、目标的重叠或矛盾之处，决定了三边关系的未来根本走向：实现国家意志（目标）的空间手段与方式选择——开放式合作还是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实现国家意志（目标）的时间手段与轻重缓急——远交近攻还是睦邻、安邻。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关系，本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日韩间的重大共同利益之一就是同为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面临着如何应对美国霸权的未来挑战——中国全面崛起，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大和最后的障碍是美国霸权；日本正常化的最后障碍也是美国霸权（日美同盟）；韩国要完成半岛统一，最终将处理韩美同盟和驻韩美军问题。但是，由于中日交恶，韩日龃龉，造成美国操控中日美韩关系的局面。反观美国，和中国、日本一样，美国当然存在“美国之美国”、“亚洲之美国”、“世界之美国”三种身份。因此，根据排列组合原理，中美日三边关系共有3×3×3＝27种模式。目前的模式是“世界的美国”联合“亚洲的日本”对付“中国的中国”，其黏合剂是共同的价值观，因而中国感觉到美日同盟的挑战，对美日同盟的看法负面居多，三边关系也是不稳定的。美日同盟修订，希望成为“亚洲的美国”联手“亚洲的日本”，并发展成为“世界的美国”联手“世界的日本”来对冲、引导“亚洲的中国”局面。

东亚身份冲突，呼吁东亚成为东亚，创立东亚现代文明身份。中央周边外交座谈会提出“亲、诚、惠、容”理念就是重要步骤。对日，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检验，因为日本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载体，也是大陆文明向海洋延伸的节点。因此，如何对待日本，是对待周边，如何对待西方的直接检验——连日本都可以宽容，英法联军有什么不能宽容的。中日间民众感情隔阂高度受制于政治争端，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周边公共外交定位，不能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持久的文明交流，润物细无声，是周边公共外交的特殊要求。

周边公共外交，尤其是东亚公共外交，应着眼于通过文明对话塑造现代东亚文明意识。与此同时，我应复兴传统文明，实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转型，推动创新人类文明，争取周边国家对我文明道统的认可，这也正是以“亲、诚、惠、容”为四大支柱的周边公共外交的文明担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