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战略通道安全面临外部风险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未来五年中国将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作为指导中国未来五年的新“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开放发展”具体包括六项内容，其中有两项便与拓展海外利益直接相关：

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二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防扩散国际合作，参与管控热点敏感问题，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

“十三五”规划之所以强调“开放发展”，是因为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大趋势。近年来中国经济“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境外企业已近3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面临的境外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起至今，共发生涉及中国企业机构的各类境外安全事件345起。近期境外恐怖袭击更是呈现多发频发态势，2015年11月发生在非洲马里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对中国境外安保工作敲响了警钟，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维护战略通道安全面临的外部风险不容低估。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区域恐情加剧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三股势力”再度抬头。尤其是，当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毒瘤发作、四处蔓延，刺激“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三大区域恐情加剧、防不胜防、风险上升。其中包括：

西亚北非乱局火上加油，地区秩序解体重构。该地区政局动荡与“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滋长相互作用，恐怖主义成为乱局最大赢家，叙利亚、利比亚、也门、伊拉克等国深受其害；既有国家边界备受冲击、形同虚设，包括叙利亚与伊拉克、叙利亚与土耳其、伊拉克与土耳其等的边界，乃至形成所谓“叙拉克”现象；“伊斯兰国”乘虚而起、野心勃勃、四处扩张，而参与“打伊”的各方要么力不从心、要么心不在焉、要么口是心非。

欧洲恐情内忧外患交织，自身安保“压力山大”。其地缘上临近西亚北非，中东恐情外溢欧洲可谓首当其冲，难民潮汹涌澎湃。而“伊斯兰国”中的欧洲成员众多，其回流作案易发多发。与此同时欧洲国家自身族群矛盾突出，穆斯林移民遭受歧视压制，存在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加之情报安防短板漏洞明显，英国军情六处前局长直指欧洲“恐怖威胁堪比冷战”，法国反恐官员称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极端分子随时可能对法发动新的袭击。

极端势力蔓延危及中国周边安全。“伊斯兰国”被指针对联军打击作出调整，重点向阿富汗等南亚国家扩张，美国被迫再度推迟从阿撤军；同时也刺激中亚“三股势力”重新发酵，引诱中国境内“东突”分子闯关、投奔境外所谓“圣战”。

其次，大国、中等强国之间的地缘战略角逐复杂激烈，俄罗斯与美、欧围绕乌克兰乃至东欧持续较量，较量还延伸到了中东与中亚；同时俄罗斯与土耳其、沙特与伊朗角力，致使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动荡不安，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路可谓崎岖不平。

再次，东南亚与中亚一些国家的政局复杂多变，有关国家的朝野之争与西方大国实施“颜色革命”的“冲动”相互叠加，其政局不稳、政策易变致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变数增多。

出海通道受到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干扰

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亚太及印太海洋方向亦有三大风险。

其一，美国奥巴马政府不顾乌克兰危机与“伊斯兰国”坐大所带来的挑战，“集中精力”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强化亚太军力部署，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极力扶持盟友与拉拢伙伴，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的“海洋崛起”。

美国近来接连推出所谓南海、东海“新政”，明显加大军事介入力度，刻意偏袒盟友，蓄意刁难乃至冒犯中国，或明或暗干扰挑战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美国不仅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为日本对华逞强打气撑腰；更公然派军舰、战机擅闯中国南沙岛礁的临近海空域，以所谓“维护航行自由”为“遮羞布”，企图喧宾夺主、维持亚太海洋霸权。

其二，亚太海洋领土争端加剧，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海上通道安全均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妄图长期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菲律宾一面挟美自重和与越南相互勾联，一面“恶人先告状”、对中国倒打一耙；印度竭力强化对马六甲海峡西出印度洋的安达曼海制海权，意欲“主导”印度洋。

其三，“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极力渗透东南亚，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恐情酝酿，同时菲律宾等有组织犯罪猖獗，致使中国海外人员的安全不时遭遇不测。

沿线国家安全指数可分三类

“一带一路”沿线共有六十多个国家，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需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可将这些国家按其对华政策及安全系数划分为上（友好和风险适中）、中（摇摆和风险较大）、下（不友好和风险大）三类，并相应的以“优先、其次、靠后”来对待，以下各举一例说明。

“上类”如巴基斯坦：中巴关系已被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外双边关系中第一个被冠以“命运共同体”称呼的，加之巴正好处在“一带”与“一路”的结合部，巴政府与社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寄予厚望，两国正在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巴将成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相关建设也将成为样板工程。同时也需提防的是，巴恐怖袭击多发，政局也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对巴投资与建设面临比较严峻的安全环境。

“中类”如斯里兰卡：作为印度洋的枢纽国家，尽管中斯关系已在2013年被提升为“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该国政局易受印度强势影响，对华政策易变。

“下类”如菲律宾：菲当局现在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成为美推进“亚太再平衡”的“马前卒”，在南海问题上一再狐假虎威、挑战中国底线，其顽固反华立场短期难改，可谓中国推进“一路”的“绊脚石”。加之菲国内暴力与有组织犯罪、民族宗教矛盾突出，中国对菲投资、旅游等面临高风险。

既要统筹，又要区别对待、突出重点

总体而言，强化统筹、提升安保、稳中求进是拓展我海外利益的重要原则。

首先，统筹中央统一指挥调度和重点发挥沿边、沿海省份的积极性，同时适度带动中部省份，有效防止个别地方一哄而上、盲动冒进、无的放矢、急功近利。

其次，对“一带”与“一路”既要统筹、又要区别对待。相对而言，前者更重要（利益更多、友邦也更多），后者更困难（对手更多亦更强）。应以前者为优先，以后者为其次，既要同时推进、又要更多着力于前者，不可混为一谈、平均使力，对此务必心中有数。

再次，突出外交重点，争取广结善缘。“一带”要多与俄罗斯、欧盟等沟通，争取与俄“欧亚经济联盟”、欧“容克计划”实现“对接”；“一路”要多与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等协调，争取与之“对接”。

同时，亦是最紧迫的一点是，系统推进中国海外利益安保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包括：加大情报工作投入，针对重点国家与高危地区开展风险评估预警；打造立体化的战略投送能力，加快海外安全力量布建，稳步增加海外补给站点，争取第一时间反应到位；大力拓展与沿线重点国家的反恐、情报、执法、救援合作，扎实预防恐袭等风险。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