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缅甸军方利益目标的改变和保障条件的完备是促使和影响其放松对权力的控制的根本原因。缅甸军方的利益目标已从追求对政权的绝对控制转向对政权的相对控制。与维持绝对控制相比，维持相对控制的目标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在保障性条件完备的情况下，极大降低了其追求相对控制目标的风险，从而使其能够获得更大的净收益(收益减成本)。保障条件完备是指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的完备，三者缺一不可。

利益目标发生改变

缅甸军方早已从1988年开始执政时的乱局中走出，逐步稳定和巩固了国内政治局势，这使得军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可不必再以绝对的军事权力和全部的政治权力来维持军事独裁统治。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日益开放，信息的流通速度和能力越来越强大，以主要使用军事力量这样的硬权力为手段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辅之以软权力为手段来维持对政权的相对控制的成本。时代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使用军事暴力的频率也大为降低，而绝对军事独裁统治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最终“翻船”的概率大大增加。

以维持对政权的相对控制为目标的统治，可以通过让渡一部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来获得国际、国内的道义利益。在国内，释放部分政治空间，可以起到疏导反对派或民众情绪，以及增强军人执政的合法性的作用。

在国际上，可以减轻经济制裁和政治封锁，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改善国际环境、获得西方承认和博得政治声誉。因此，维持对政权的相对控制，其统治的韧性要比维持绝对控制大得多。

保障条件更加完备

缅甸军方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等三项保障条件上下足了功夫。这相当于为其目标的实现设定了三重保险，反对派或民众想要迈过这三级障碍，无异于比登天还难，这对维持其相对控制的目标，风险已降到了最低。

在制度保障的建设方面，以2008年缅甸新宪法公投通过为标志，军方建立起以维持政权相对控制为目标的强大制度保障。从开始制定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到2008年公投通过新宪法，军方完成了其制度建设关键步伐。

新宪法的修宪程序只有在超过75%的议员同意才能提请修宪，而军方拥有25%的非选举席位，因此可以说军方在修宪等核心问题上拥有“致命”否决权，这在此前昂山素季在总统任职资格问题的修宪中，已经成功实践过一次。

与此同时，新宪法还规定，不论是在省、邦，还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如果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状况时，或有将发生此类情况的足够证据时，军队有权依据宪法的规定采取预防、制止和保护措施；如果发生以暴乱、使用武力等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权力或做此种努力，导致联邦分裂、民族团结破裂和国家主权丧失的紧急状况时，国防军总司令有权根据宪法的规定接管和行使国家权力。这两条条款足以可见，军方拥有以宪法为核心的强大制度保障。

在组织保障的建设方面，军方为能把权力移交给可控、可靠的政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和扶植联邦巩固发展协会(简称巩发会)作为拥护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从1997年开始，军政府就把在它控制下的巩发会作为政治外围组织，号召其成员接受系统训练，以为成为下一代领导人做准备，军政府还专门为其制订指导原则，军政府首脑丹瑞大将甚至还亲自兼任过其领导人。巩发会的地方性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他们除了接受军训以外，还接受系统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方面的训练。

巩发会从最初只是从事市政公共工程的“福利组织”，参加筑路、修建医院等义务劳动的协会发展到现如今的巩发党，已然是今非昔比。无论是在基层组织网络，还是组织领导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都非常强大，而作为军方的社会基层组织，巩发党在政治上支持军方，这为军人未来在“民主体制”下争取非军方议席(占四分之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军事保障方面，相对于反对派或民众，军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支撑在其追求对政权相对控制为目标的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闪失”和“意外”。军方的军事力量也足以有效威慑以坚持和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理念的昂山素季和民盟以及“手无寸铁”平民。更何况，在紧急情况下，国防军总司令有权根据宪法的规定而接管和行使国家权力。

综上所述，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既有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又有理性基础(相对控制比绝对控制收益更大)，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还能带来道义上的收益。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显然是出于理性选择的考量。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军方和巩发党在缅甸政坛的关键性角色和核心地位，在短时间和可预见的范围内都难以撼动。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转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