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TPP被奥巴马标榜为“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如何理解这里的“高标准”？

陈凤英：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签署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协定中，TPP是标准最高的。TPP不是一般的FTA，它是一个规则安排，而且是超前的。TPP不仅谈及商品贸易，还囊括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企、劳工、环境保护等等，这在WTO中都很少涉及。可以说，21世纪世界经贸可能要谈的内容TPP基本都包括在内。

未来，TPP对世界经贸协定的发展很可能会起到引领作用，也就是美国希望WTO今后往TPP的方向发展，希望全球以此为规则来进行合作。我认为未来经贸规则不完全为TPP模式，但高规格、高水平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

TPP针对中国是一个事实，但是孤立中国是不可能的。当然，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于10年、20年前，中国经济已经腾飞，是GDP达到10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重要市场和众多国家的第一贸易对象国。以中国、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是国际上一股重要力量，所以，更准确来讲，TPP针对的是新兴市场国家。

张燕生：美国之所以着力推动TPP、TTIP、BIT、ITA等一系列全球贸易新规则，是因为过去25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下降，尤其是2001年911之后；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是持续上升的。

2009年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的众多举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增强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还要充分发挥美国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和影响力。

瞭望：TPP囊括了我国目前的几大重要贸易伙伴，具体会对我国造成怎样的经贸影响？

张建平：对于TPP所带来的影响，不同的模型测试结果有所出入，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中国是受损相对最高的，当然绝对受损是有限的。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可能损失占我国贸易总量的比例有限，但和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体量大，受损量还是很高的。

张燕生：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贸易转移效应。以纺织品为例，按照TPP的规则，从纱开始，如果在TPP成员内完成，就是零关税，如果是从中国完成，卖到美国就是高关税。这可能加速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外迁。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TPP对中国贸易转移效应可能是1000亿美元。在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世界重要市场上，中国的产品会受到不公正待遇。

刘晨阳：这种投资转移效应也不尽是负面影响，部分企业的外迁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一些企业已经应该向国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但由于此前压力还不够大，很多企业并没有外迁。

TPP的原产地要求，将加快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投资布局，从而推动国内的“腾笼换鸟”，实现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在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的投资。到目前为止，我国利用外资增长接近10%，其中约65%是投资于服务业，还有约30%投资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显然，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在继续，TPP会给这种转型带来新动力。

瞭望：在推进TPP的同时，美国与欧盟进行TTIP的第11轮谈判会议不久前也在迈阿密结束，中国该如何应对“TPP们”的兴起？

张建平：TPP从规则层面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化压力为动力，加速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在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现在是“1+3”，今后还要朝着“1+3+N”的格局推进，要加快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要壮士断腕，把政府强有力的手降下来，让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

刘晨阳：“一带一路”的空间跨度非常大，中国需要重视“一带一路”这一重要平台的作用。“一带一路”的未来不一定朝着自贸区发展，但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以和各国协商建立自贸区。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带动出口、投资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TTP带来的负面影响。

张燕生：TPP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中国如何积极出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和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已经和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二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日本、东盟的谈判也在积极的推进当中。TPP的12个成员国中，有8个已经和中国有了自由贸易协定安排。和这些相关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TPP原本带来的负面冲击就会被抵消一部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采取超越零和博弈的战略，正以“开放合作、不对抗”的“得道多助”者姿态，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相信TPP负面的作用就越小，正面的作用就越大。

（本文采访专家陈凤英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晨阳为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为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文章转自新华社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