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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荣:德国为何欢迎日本通过安保法案:其亚洲政策模糊,日本最重要
发表时间:2015-09-21 23:31 来源:国际网
同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政府此次对日本的安保法案表示支持,既有自身安全政策的考量,也有德国亚洲政策界定模糊的因素。另外在默克尔第三任期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日本在德国亚洲政策中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升到第一位。不过虽然德国有意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但相对于其他亚洲伙伴国家,中德关系在经贸交往规模和政治磋商密度方面,皆处于更高层次。德国在中日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与反复,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对其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针对东亚安全问题,德国和欧盟内部迄今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讨论。对于该地区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德国和欧盟应该如何定位,目前没有定论。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有望在今年年底出台,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否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统一立场,值得关注。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近日表决通过新的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招致广泛的批评和忧虑。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政府对日本通过安保法案表示欢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副发言人9月18日就日本安保法案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德国政府“正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讨论,应该欢迎日本在国际维和行动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该发言人还表示,日本有必要与中国等“邻国保持密切对话”。

深陷难民危机的德国政府,在未与欧盟主要成员国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这一表态看似突然,事实上早有铺垫。

早在去年7月,德国政府就曾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对1947年宪法进行重新诠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符合联合国宪章,是完全正常的步骤,有助于日本加强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德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为此专门致电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对德国支持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感谢。

自默克尔第三任期以来,德国积极推进对外政策调整,明确德国作为国际事务领导力量的角色,在希腊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中担当重任。与此同时,德国亚洲政策的走势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和调整。在中日问题上,德国过去一向谨言慎行,避免在中日关系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同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政府此次对日本的安保法案表示支持,既有自身安全政策的考量,也有德国亚洲政策界定模糊的因素。

德国早已解禁集体自卫权

日本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于德国来说,并无新意。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恢复全部主权,努力寻求德国对外政策的正常化。199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表述,解禁集体自卫权。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与某一体系相关的集体安全与和平,德国可以在该体系的框架和规则下,向国外派遣军队。

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裁决的特殊意义在于,北约被界定为联合国之外的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使德国在北约的框架下向北约以外领土派遣军队成为可能。

解禁集体自卫权,标志着德国在军事力量的运用方面恢复了主权国家的正常状态,统一后的德国也因此成为真正意义的正常国家。

解禁之后,德国联邦国防军在联邦议会的授权下,参与了一系列的海外军事行动,其中包括:1999年德国参与北约军事打击塞尔维亚的行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德国参与打击塔利班和索马里海盗的行动等。

2011年,德国再次对防御政策标准进行了调整,在国际恐怖主义之外,把气候灾害、移民问题和能源短缺等界定为新的威胁,纳入集体安全的应对范畴。

德美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参议院国防与外交委员会的两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欢迎日本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期望日美两国早日应用新安保法案的相关条款。虽然德美两国均对日本通过新安保法表示欢迎,但是两国的立场存在显著的差异。

对于美国而言,日本未来将作为平衡中国与朝鲜的力量。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崛起,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鉴于国防开支下降,美国更倾向于与亚洲盟国进行协调,希望日本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与之相反,德国在东亚地区没有直接的安全政策利益和军事存在,被东亚地区国家视为次要的安全政治行为体。德国在东亚地区没有盟国政策,与所有地区伙伴保持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德国对于日本寻求正常国家的努力表示同情,同时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立场表示理解。

德国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

德国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欢迎,既有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的因素,也有东亚利益界定缺失的问题。在默克尔第三任期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日本在德国亚洲政策中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升到第一位。在德国的战略关系中,日本被界定为“志同道合的重要伙伴”,中国和印度是“利益高度相关的挑战者”。在欧盟自贸协定谈判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中国也被置于敏感的盲区。德国本届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明确指出,德国支持欧盟与日本和印度进行自贸协定谈判,但是对于中欧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未置一词。

综观默克尔第三任期的对外政策实践,虽然德国有意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但是相对于其他亚洲伙伴国家,中德关系在经贸交往规模和政治磋商密度方面,皆处于更高的层次。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中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表明双方重视发展政治关系,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强两国在安全政策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

德国在中日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与反复,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对其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针对东亚安全问题,德国和欧盟内部迄今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讨论。对于该地区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德国和欧盟应该如何定位,目前也没有定论。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也触及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地区冲突升级一旦对海上运输通道构成障碍,势必影响全球货运贸易,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

时隔九年,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有望在今年年底出台,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否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统一立场,值得关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文章转自澎湃)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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