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显现出了清晰的“新政”思路。从年初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至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出访17次，足迹遍布五大洲40多个国家，构建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主场外交、点穴式外交，不断提出“中国倡议”和塑造新的周边战略；从2013年庄园会晤到2014年瀛台夜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寻求共识有了更丰富的对话形式。

中国的外交思想、外交策略和外交手段均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起点，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就中国外交如何从“顺势而为”到“谋势而动”，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教授。

对全球格局的重新盘整

《南风窗》：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开启外交“新政”，2014年是全面布局的一年，中国更加积极主动的国际背景是什么？

王义桅：外交“新政”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了，不是简单要融入全球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全球化标准。全世界都在搞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美国也积极推动TPP、TTIP，全球层面的投资协定谈判、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本身在变化，原来的国际体系已经很难持续了。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方，尤其在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现在弄出很多规则让中国不能再搭便车，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此，中国要积极创造新的贸易规则、投资规则。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后，意味着中国真正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内陆性文明向海洋性文明、从地区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的转型，这是对全球格局的一个重新盘整。中国以前的比较竞争优势是便宜的劳动力，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资源到中国来加工，然后再输送到世界各地。这种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原来我们希望通过开放市场来换发达国家的技术，但核心的技术是无法用市场换来的。而现在，我们在技术上不是很落后了，有些领域甚至已经领先，资本也比较充裕，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资本和技术上都有了一些优势，就需要寻找更大的市场，把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变成一种标准的优势，比如高铁和电网经过推广形成“中国标准”，使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从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发展。

《南风窗》：新一轮的全球化中，中国如何定义自身的位置？外交的应对方式应该如何配合？

王义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平均48%是靠投资拉动，发达国家一般是40%以下。怎么把投资拉动的比例进一步降下来，那就是大量的投资要到海外去。以前的“Made in China”是对整个世界生产的，现在世界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很多产能就要转到海外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谓内政，包括生产方式的转变。外交上必须“谋势而动”就是基于这个转变。

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有能力主动塑造了，除了资本和技术的一定优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因此，中国已经不简单是全球化的利益相关方，而是全球化的发动机。中国的生产方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进而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应对方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买卖关系、投资关系向“发展关系”升级，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升级。尤其是“一带一路”经历一年多的时间，沿途有50多个国家表示响应，明确表态支持，或将本国发展规划与之对接。2015年，中国迎来“一带一路”全面实施元年。如何实现政策、道路、贸易、货币、人心这“五通”，有序推进和全面实施“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外交今后的重点努力方向。这就超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韬光养晦外交阶段，转向以互联互通为中心的奋发有为的阶段。

以前追求中国与世界的共赢就可以了，但是你赢了99%，别人赢了1%，人家就会觉得你赢得太多了，所以对中国进行围堵指责。我们对发达国家还要强调共赢，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不能仅强调共赢，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了，更多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前期投入和技术转让。所以，我们现在对第三世界提出了正确的“义利观”、“责任共同体”，对发达国家讲“利益共同体”，对周边国家讲“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就是命运共同体的体现，要解决周边的一些麻烦，找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长远相处之道，外交就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发展和安全两轮驱动。这个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多个方面，就比经济发展更广泛一些。

如何做领导型国家

《南风窗》：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在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具体如何体现？

王义桅：韬光养晦的前提是中国不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谁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当然是美国的霸权。中国不是它主要遏制的对象，所以中国可以韬光养晦。而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焦点不一定是坏事，对美国来讲，俄罗斯不是它的主要对手，中国才是它全球战略的焦点，既可以对付你，也可以跟你合作。

所谓的外交思想，首先就是世界定位，即你自己是谁，你对世界是怎么看的，也就是你自己是谁的问题。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现在很清楚，我们的定位就是大国。这个大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不是印度、日本那样的大国，这个大国是可以改变世界力量格局、构建世界秩序的大国，我称之为领导型国家。领导型大国就需要牵头做很多事情，承担提供世界、区域安全与发展公共产品的责任，不像日本，很多时候都躲在美国后面。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就是既不像美国那套做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现在不是中国愿不愿意做世界领导型大国，而确实是这个世界需要中国做。当然这个领导型国家不是霸权国家，世界有多种类型的领导型国家，而且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并非一家独大。中国从一个追随型、赶超型的选手变成一个领导型的选手，也要适应这样的身份转变。

其次，世界是什么，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现在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三个世界”了，有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前我们讲“一超多强”或者多极化，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现在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发展多样化，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自身的定位、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外交思想的转变。

中国现在要想的是，10年以后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10年以后美国会衰落到什么程度，10年以后世界将有什么风险，这是新一代领导必须考虑的。

《南风窗》：从十八大后国安委的成立开始，中国的外交机制向权力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这对外交活动有哪些影响？

王义桅：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外交体制相对来讲权力更集中一些。现在很清楚，就是党管外交。习近平执政以后，将一二十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以前我们讲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谁来统筹？现在很明确就是党来统筹。没有机制怎么统筹？所以才有了国安委，就是说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是一体化的，以前的中央外办或者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起来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就是理顺、打通部门利益。

国内的机制如果不理顺，国外的麻烦就会很多，比如说银监会出台一个信息安全的政策，美国就抗议，不是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出了问题，而是国内的政策出了问题，银监会没有统合好各个部门的利益，或者没有考虑到外部世界对它的反应。中国政府现在出台任何一项政策，外部社会都高度关注，对他们有利益还是有风险，所以要统筹考虑。

外交层次更丰富

《南风窗》：过去两年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外交理念也有所调整，调整的方向是什么？

王义桅：从大国来讲，主要是抓住俄罗斯，所谓纲举目张。俄罗斯是美国战略短期重点，而长远重点是中国，美国不希望中俄走得太近。另外一方面是抓住欧洲，中欧关系在去年一年中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这样就在西方大国里把美日给孤立出来了。虽然我们也在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若美国不接受，我们也有预案。总体上，大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突出。以前大国是我们改革开放技术和资本的主要来源，外交上大国自然是关键。现在发展中国家对我们越来越重要，地区支点国家对我们越来越重要，也就是东南亚的印尼，中东的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即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战略通道的安全上，对中国很重要的国家。

总之，世界力量格局已经不是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这么简单，大国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中国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的大国悲剧。中国代表新兴国家，美国代表传统的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权力转移或合作不仅关系两个国家，而且关系两种秩序、两个世界的构建。此外，大国里面还有金砖大国、中等强国，所谓中等强国就是10到20个类似澳大利亚、韩国、墨西哥、加拿大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既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日本、印度和德国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通过积极外交与不结盟外交，它们可以用美国做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周边战略则是分清轻重缓急，安全上东边比较吃紧，那么西边就多推进一些，南边搞合作。所以，从策略上说，外交开始以我为主，告别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阶段。

策略上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超越了经济合作的形式，义利观、利益观和安全观同时推进，重点是有针对性地突破美国的联盟体系。“一带一路”就是抓手，将中国梦与世界梦对接。

《南风窗》：中国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效果仍差强人意，国际话语权的提高是不是也有赖于中国价值观的确立？

王义桅：习近平所说的“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就是增加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制订游戏规则，提出新的概念、新的倡议，赢得国际社会支持。所以，无论是“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都是跟以前不同的阐释。以前很多年都讲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只是关于自己的阐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清晰界定。中国又不是战败国，为什么要一味强调和平崛起呢？现在我们更辩证，更平衡、全面了，强调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别的国家也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我们宣扬的东西一定要有通约性，正好也是别人的心声，不能只讲自己怎么样。比如，“一带一路”不要讲是中国要推进的战略，而要讲是中国的伟大倡议，是与沿线国家及国际利益攸关方一起商量的区域合作规划，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回馈国际社会的合作主张，避免用“西进”、“桥头堡”等军事术语。只有国际社会认可你的理念，才能与你真诚地合作，这就是人心相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一的应有之义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