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中德两国关系发展中合作仍将是主流，但基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两国在深化和扩大相互关系中出现分歧和摩擦也在所难免，双方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应妥善处置。首先，两国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各异，发展水平和处境也有差异，特别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不同国情，践行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二，两国经贸合作应始终贯彻互利共赢原则，反对零和思维，对于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应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协商解决。第三，要通过顶层引导和扩大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深化和扩大两国合作打下更加扎实的民意基础。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结盟国家，但德国是个结盟国家，希望在双边关系上不受第三方的影响或干扰。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要努力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原则。

近年来，中德关系发展顺利，硕果累累，走在中欧关系的前列，起着某种引领和标杆作用，令人瞩目。突出地表现在：

一、两国关系的定位稳步升级。2004年，双方宣布要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启动了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2010年，双方决定全面推进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商定建立政府磋商机制，迄今已成功举行了两轮。2014年习近平国家主席访德期间，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把两国间原有的战略对话扩展为“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进一步充实了中德关系的战略内涵，并为今后若干年的双边合作确定了方向、绘制了蓝图。

二、高层互访频繁。最突出的是，默克尔总理已访华七次，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亦曾六次访德，李克强总理2013年首访欧洲即去了德国，而今年习主席首访欧洲时德国也是重要一站。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率之高，在中欧之间是独一无二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层领导的互访对推动两国的合作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经贸合作是中德关系的突出特点和亮点。多年来，中德互为各自地区的最重要贸易伙伴，2013年两国贸易额达1615.6亿美元，约占中欧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超过英、法、意三国同中国贸易额的总和。德国也是欧洲对华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2014年3月底，中国从德国引进的技术累计19989项，合同金额644.8亿美元。截至2014年5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8346个，实际投入226.5亿美元；与此同时，经商务部批准的中国对德非金融类投资发展迅速，截至2014年5月底总金额达41.9亿美元。此外，德国也是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包括财政合作和技术合作两种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中德经贸合作也是中德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支撑。

四、在人文、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方兴未艾。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德留学生近3万人，德国在华留学生7000多人；两国在德国合作建立并运营的孔子学院14所、孔子课堂3个；中国300多所高校与德国近100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继前几年两国互办文化年之后，去年和今年又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了语言年；德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合作伙伴之一，2009-2010年两国同时举办了中德科教年，科技合作成果丰硕。情况表明，在两国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文领域的交流日趋活跃，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中德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互利双赢的关系，并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回顾中德关系自1972年建交以来走过的历程，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德关系的发展虽曾有过曲折，多次出现过短时间的低潮，但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合作是主流。其中一条富有启示的经验，就是两国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始终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时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政治关系发展得顺利，必然会带动经贸合作取得进展；反过来，如果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关切，政治关系出了问题，必然会影响经济合作；而经贸合作进展顺利，反过来也会推动政治关系更加密切与和谐。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而其中政治关系总是起主导作用。笔者曾研究中西德关系的历史，两国建交后又一直伴随或跟踪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这里不妨列举一些不同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

例证之一，建交前两国之间没有官方往来，1972年民间贸易额仅为2.7亿美元，经济技术合作更是谈不上。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西德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敢承认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西德还参与对中国实行“禁运”。1955年西德与苏联建交后，中国政府曾多发出希望与西德建立正常关系的信号，但西德方面未予回应。60年代初，西德方面视苏联为主要安全威胁和实现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开始考虑利用中苏矛盾，出现了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乃至联华制苏的声音；同时，实现了“经济奇迹”的西德迫切需要拓展国外市场并改善其国际地位，这些因素导致了1964年5月25日双方在瑞士的首次官方接触。在接触中，西德方面试探中方是否有意签订官方贸易协定，是否同意列入西柏林条款，并了解中国在中苏分歧公开化的背景下对民主德国的态度是否有变化。双方原先商定此次接触对外保密，但西德报刊透露了消息，而西德驻瑞士大使又公开予以否认。是年6月13日，艾哈德总理访美时受美国压力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西德不打算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签订贸易协定，也无意给予中国商业贷款或采取其他主动行动。之后，双方虽又进行了三次接触，均因德方缺乏诚意而无果。1968年12月，时任西德外长的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发表谈话称，“西德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应始终处于‘非正规化’状态”；1969年3月，勃兰特又对西德意志电台发表谈话称，西德希望同中国正常化关系；同年12月，勃兰特还通过德新社驻京记者向中方转达口信称：如中方愿意，西德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谈任何问题。艾哈德1964年听了美国的话而把谈判中断，如中国愿意谈判，他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恐吓。但勃兰特当上联邦总理以后，又确定了先苏后华的顺序，即先同苏联东欧实现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则要放到《东方条约》完成以后。勃兰特担心，如果中、西德建交先于《东方条约》，就会得罪苏联而危及其“新东方政策”。可见，当年艾哈德中断同中国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后来勃兰特在对华关系上又受制于当时的苏联。这一事例的启示是发人深思的。

例证之二，双方在民族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是中德关系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新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别成立于1949年，基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两国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但西德政府自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起，一直没有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即使在中、西德两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在事实上坚持了“一中原则”。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当1992年底至1993年初台湾当局为落实其更新海军装备的“十年规划”，向处于困境的德国有关造船厂询购10艘209型潜艇和16艘MEKO-100型轻型护卫舰，并以大量民品交易为军品买卖进行引诱时，德国联邦政府考虑到中方的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最终作出了不批准售台武器的原则性决策。中国方面则以“大项目合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德国”的方针予以报赏。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德时，科尔总理重申：联邦政府将继续奉行阿登纳制订的“一个中国”政策，尽管企业界有人认为同台湾发展关系有利可图，但德国政府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原则。1998年施罗德接任联邦总理后，继承了其前任不售台武器的原则立场，承诺德国绝不参与加强台湾反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但在德国问题上始终采取了同情、理解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谋求统一的立场，这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历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是始终一贯、毫不含糊的。例如，早在1975年施密特总理首次访华时，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就重申，中国支持德国统一，并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在“两个德国、一个民族”问题上，中国同西德的立场是一致的。1984年科尔总理访华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一步表示：“德国民族是单一的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是不堪设想的。但如何统一，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是你们自己的事。只要东西德两部分和睦相处，只要统一后能同欧洲各国和平相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必须指出，双方在民族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不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确保了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免受来自台湾方面的干扰。

例证之三，建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驱动中、西德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两个：一是战略上反对苏联扩张威胁的共同利益；二是经济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相互需求。当时，中国与西德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比今天要大得多，但双方都践行了求同存异的政策原则。1973年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施特劳斯在会见中国人民日报记者团之后向笔者敞开心扉说：“我是反共主义者，但亲华。”1974年他提出访华要求时表示，他去中国是要同中国领导人“政治上交换意见，战略上进行磋商，经济上加深合作”，并为中、西德关系“确定方向”。施特劳斯的言论表明，他是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的，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更不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或好坏，而是从共同的战略利益出发，进行务实的互利合作。1975年10月施密特总理第一次访华时也明确表示，“他是以重大的世界政治性问题为背景”来看待西德与中国的关系的。1989年3月他在为1987年脱稿的《伟人与大国》所写的中文版序言对上述这句话作解读称，当时他就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认为“到20世纪末，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政府的对全世界的影响将如此之大，以致它不可避免地几乎涉及整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第一次访华期间就提出希望发展两国文化交流，扩大西德对华出口，给中国商品进入西德市场增加配额，并愿意进口中国原料。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海运和民航两个协定并就成立经贸混委会进行了换文。嗣后，两国通过一系列高级别互访，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取得了许多重要共识，并先后签署了科技、经济、文化合作协定。1978年5月施密特会见新中国访问西欧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团长谷牧副总理时进一步表示，中国作为亚洲稳定因素的作用今后将大大增长，中国是心理上、政治上的一支平衡力量，希望中国经济取得强有力的发展。正是在上述政治关系不断深化的推动下，两国贸易额迅速、稳定增长，1979年达21.9亿美元，相当于建交时的8倍多。

例证之四，1982年10月科尔政府上台后，对华态度更加积极，认为中国支持德国民族统一，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与西德有共同利益，主张同中国在政治上寻求共同点，经济上努力扩大和加强合作，在科技合作和人员培训方面愿适应中方要求。科尔总理执政时间长达16年之久，其中头7年中德关系发展顺利、迅速、全面，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信任关系，为两国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科尔政府组成后不久，德国总统卡斯滕斯就应邀访华，他转达了德国新政府进一步发展对华合作的强烈愿望，表示两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广泛一致，有许多合作的潜力可资利用。1984年10月科尔作为联邦总理首次访华，他再次表示：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看法一致，在反霸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他此访目的是要发出同中国进行长期、密切合作的信号，因为中国是可靠的伙伴和朋友。他还强调表示，西德愿同中国走共同发展的道路，不仅可以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而且愿意增加学生和青年交流。两国应从长计议，面向21世纪。中国总理的回应是：中国一向从战略高度看待同西德的合作。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工业技术发达的国家进行长期合作，其意义远超出两国国界。邓小平也赞成科尔关于两国要长期合作、面向21世纪的想法，欢迎西德经济界向日本挑战，并指出科尔此访也将带动欧共体同中国的合作。1985年6月中国总理回访德国时，科尔重申，他的目标是要使中德两国紧密地联在一起，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完全有条件使相互关系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他愿意在其任期内同中国一道尽一切力量为两国关系的列车构筑长期稳定的轨道。1986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德，科尔再次强调他的方针是同中国发展深入、密切的合作，使两国关系在下一个世纪也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1987年7月科尔总理第二次访华，中国总理向他指出，中、西德关系已经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轨道，今后的任务是使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更加深入、更加密切。科尔确认：今后需要从长期、稳定的角度来发展两国关系。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是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邓小平指出，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没有历史纠葛，因此长期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整个80年代，随着两国政治关系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经贸关系、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1）贸易额从1979年的21.9亿美元猛增至1989年的近50亿美元，中国对西德的贸易逆差逐渐减少；（2）西德厂商在华投资企业增多，且多系生产性企业，技术含量较高；（3）一些大项目合作达成协议，如上海大众汽车合营项目、宝钢热轧机和连铸机进口技术合作、中国购买空客飞机等；（4）西德政府自1985年起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性质的财政合作，至1988年增至2亿马克，无偿援助性质的技术合作金额达6500万马克；（5）科技合作迅速发展。继1979年签订包括能源、冶金、石油、地质等10个专业技术合作项目协议之后，1984年又签署了航天科技合作议定书及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1985年商定在蛋白质制取、生物工程、海洋研究和技术、环境研究和技术以及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合作，1986年签订了海洋科技合作协议，1988年合作领域扩大到核能、航天等24个领域。合作形式亦从单一的交换资料和互访考察逐步发展到以共同研究、合作试验、联合勘察、联合调研、联合设计、技术咨询、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双方科研机构之间对口合作研究；（6）文化交流相当活跃。从1982年起，双方每两年制定一项包括教育、艺术、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计划。从1978年到1988年，双方艺术演出团体和展览互访频繁。在西德的中国留学进修人员猛增至3000多，以促进德语教学为宗旨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亦于1988年正式开始工作。

例证之五，从1989年初夏开始，在东欧剧变、两德酝酿统一、苏联面临解体的国际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口北京风波对中国实行所谓的“全面制裁”，妄图以压促变，一鼓作气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当时，德国也存在着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打着维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人权不属于内政的旗号，借口“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华浪潮，德国联邦议会还通过了对华制裁决议，中断了两国高层官员互访、停止新的对华合作项目、中止赫尔默斯贷款担保、实行武器禁运等等措施，使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经贸合作当然首当其冲。另一股力量则竭力保护既有的合作成果，减少损失，伺机转圜。面对西方的强大压力，中国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结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际地位逐步上升。在此情况下，德国舆论中出现了一种清醒的声音，认为中国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是压不垮的，西方明智的做法是改变“制裁政策”，通过合作小步子对中国施加影响。1992年，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应邀访德，冲破了德国原先把同中国的政治交往限于部长一级的禁令，访问期间虽然围绕人权问题不乏唇枪舌战，但对推动德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起了重要作用。1993年，科尔政府出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提出要在政治上同中国对话，经济上同中国合作。1993年11月，科尔总理第三次访问中国，提出此访旨在赋予德中关系以“新的质量”，认为鉴于亚太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中国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起中心作用，因此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合作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4年7月，李鹏总理应邀访德，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访问过程充满了同一些反华势力的尖锐斗争，但成果丰硕。科尔称此访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里程碑”，表示他坚决反对某些势力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强调他很早就主张把双边关系与人权问题脱钩。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德时，科尔在会谈中进一步表示：21世纪，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德国也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中德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两国可以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共同做许多事情。德中两国没有理由不发展最好的合作关系。赫尔佐格总统也表示，不能把人权问题置于中德关系的中心位置，不能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更不能强加于人。1996年2月，朱镕基副总理访德也取得圆满成功，科尔在会见时强调中德不仅应着眼于经济合作，也应考虑文化交流，要在各个领域深化合作。但不久之后，德国连续发生了三起反华事件：一是4月份瑙曼基金会在波恩组织所谓支援达赖集团的国际会议；二是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西藏问题决议”；三是德方组织者在筹备慕尼黑中德文化节中违背协议，在正式日程中塞进反华论坛，遭中方抵制。一时间，中德关系上空乌云密布，影响到赫尔佐格总统11月访华的计划。经过将近4个月的冷却和僵持，金克尔外长不得不在联大会议期间向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发表四点声明，才使两国关系得以转圜。金克尔确认：“德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解决人权问题分歧的途径应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而不是进行对抗。”在此前提下，中方欢迎金克尔外长10月访问中国，为联邦总统访华做准备。是年11月，赫尔佐格总统按计划访华并取得成功，中德关系亦从此“雨后天晴”。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两国关系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由于科尔总理把握住了发展对华合作的大方向，双方经贸关系仍有较大发展，1995年双边贸易额增至137亿美元，德商在华投资至1996年6月累计批准项目达1411个，科技、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有进展，中国留德学生增至1.2万多人。

例证之六，1998年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接任联邦总理后，在其持续七年的任期内继承并延续了科尔的对华政策，中德关系发展顺利。概括施罗德总理在对华关系上的突出亮点，一是他1999年首次访华把第一要务定义为对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向中国道歉，虽然这是美国人以北约名义干的暴行，但因为德国也是北约成员国并参与了那场针对前南的战争，施罗德这一行动受到中方赞赏；二是他在七年的任期内访华六次，每次都为促进两国合作提供了正能量；三是他曾公开主张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虽因联合执政小伙伴绿党外长以及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对而未能实现，但他的勇气和立场值得称赞；四是他在任期内同中方一起把中德关系提升为“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开创了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增进了政治互信。

例证之七，2005年秋德国大选后联盟党总理默克尔主政初期，对华态度与其前任相比有明显变化，导致两国关系一度发生困难。表现之一，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强调所谓价值观导向的外交，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基民盟议会党团甚至出台了新的亚洲政策文件，主张在价值观基础上在亚洲寻求新的合作伙伴，改变迄今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德国亚洲政策。表现之二，是支持欧盟委员会2006年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它与欧盟前五个对华政策文件的基调明显不同，强调中国已成为欧盟的强劲竞争者，主张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华实行强硬政策。表现之三，是德国媒体和舆论于2007-2008年间围绕北京奥运和西藏“3·14”事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默克尔总理2007年9月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在总理府示威性地会见西藏分裂主义头目达赖，这一切使两国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应当指出，强调价值观导向的外交不符合德国经济界的利益，其对中德关系的损害已为历史所证明，因此一开始就受到德国大企业界的质疑，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而在西藏问题上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在德国内部也受到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的尖锐批评。2008年初，中德双方外长通过内部换文，德方订正了其对西藏的立场并承诺不支持任何谋求西藏独立的努力，才使两国关系转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洲深受其害，接着2009年又爆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对德国经济越显重要，对华经济合作需求上升，而中国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支持欧洲一体化，鼓励欧盟克服债务危机，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帮助。这一切，使德国领导层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对西藏问题上的“红线”所在、中国这个市场和合作伙伴对德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认知明显进步。2010年默克尔总理访华，双方决定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并确立了促进两国互利合作的政府磋商机制。中德关系重新理顺了，回到了长期稳定、互利共赢合作的轨道。

例证之八，德国以较开放的态度向中国转让技术并提供发展援助，这对打开中国市场、促成一些大项目合作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被称为是中德经济合作的“助推器”和“润滑剂”。1982年德国总统卡斯滕斯访华时，邓小平就向他指出：中国历来希望同西德加强科技合作和经济关系，但要真正得到大的发展，还希望德方在技术转让方面帮忙。如果技术转让做得好，不仅设备可以买得多，而且可以加强相互信任，希望德国的政治家充分注意和考虑这个问题。技术转让是两国关系中的实质问题，要从战略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不在这方面有个突破，关系的发展毕竟有限。卡斯滕斯总统允诺将为此作出贡献。一系列后续行动证明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1984年上海大众合营公司启动，后来长春一汽公司成立，都是德国以技术转让优势击败竞争对手，得以占领中国汽车市场最大份额的典型例子。德国从1985年起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促成大项目合作也不乏例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上海地铁一期工程，德国政府以4.6亿马克的软贷款击败了英、法两个竞争对手；二是德国政府为中国购买船舶提供了约3亿马克的专项低息贷款，不仅帮助中国建立了远洋船队，而且促进了中德之间的港口合作。技术转让和提供发展援助被一些人看作是德方给中方的“恩赐”，其实是德国拓展市场的一种手段，是为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所作的投资，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政策措施。

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有着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一样，中德关系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障碍，需要双方妥善处置和管控。

就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而言，可以确定无疑的是：第一，两国之间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怨和争端，地缘政治上也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两国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相互支持仍会起有益作用。第二，两国经济结构相近，都是制造业和出口大国，但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因而互补性较强，特别是两国都处在转型的新起点上，经济上的合作潜力很大，合作需求呈上升趋势。第三，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共同点相对较多，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都主张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第四，两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份量的经济体，对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有共同利益，都主张逐步改革那些不合理的部分，并都主张贸易自由化，反对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

尽管今后两国关系发展中合作仍将是主流，但基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两国在深化和扩大相互关系中出现分歧和摩擦也在所难免，双方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应妥善处置。

首先，两国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各异，发展水平和处境也有差异，特别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不同国情，践行求同存异的原则，摒弃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政治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错误理念；尤其要反对强加于人，或试图改变对方，干涉别国内政，更不允许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进相互友谊和信任，为持续不断的和谐合作创造良好氛围。

第二，两国经贸合作应始终贯彻互利共赢原则，反对零和思维，对于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应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协商解决。公平合理的竞争有助于促进彼此进步，反对借助双重标准对另一方实行歧视性政策。德国作为工业技术发达国家对一个追赶先进的新兴大国应持包容和欢迎态度，把它看作是促进互利合作和人类进步的“机遇”，而不是损害自身利益的“威胁”，这对确保长期、稳定的合作至关重要。

第三，要通过顶层引导和扩大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消除误解和减少偏见、成见，为深化和扩大两国合作打下更加扎实的民意基础。在这方面，媒体能否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对方，正确解读对方的发展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结盟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和决定政策，我们尊重别国自主决定政策的权利，但德国是个结盟国家，希望在双边关系上不受第三方的影响或干扰。

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要努力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原则，不断地增进政治互信以促进互利合作，并在互利合作中增进友谊和互信，造福于中德两国人民，促进中欧关系顺利发展，为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前驻联邦德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