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无疑标志着中日关系由最坏开始转暖。此前，全世界都感到中日两国只要有机会就攻击对方，在外交场合只要见面就相互批判。在领土争端的前线，两国的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只差很近的距离就撞上，担忧两国冲突的情绪越发弥漫。

然而，现在的大国关系中，最危险的时期往往也就是改善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担忧，毕竟主权等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两方的底线都是避免实际的武力冲突，否则难以收场。同时双方也认识到，除了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双方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有共同利益。这几年中日经济都不好，双方高层都意识到如果真发生冲突，后果也难以承受。

避免冲突是真正共识

11月10日，中日两国首脑在APEC上实现会晤，虽然目前还看不出中日关系是否确切改善，但是背后能够观察到中国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变动。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称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外交的策略是切断或者冷遇两国的一系列关系，包括外交、经济和人员往来等。通过不见日本领导人逼迫日本政治家让步，或者通过影响日本经济界，让他们给日本政府施压。

这一策略实施了两年，其实效果不佳。经济和文化交流本是双方受益的事情，中国只希望借由一时的自损而获得长远的利益。结果这一策略是导致两国近两年经济表现不好的原因之一。

APEC恰好为两国打开僵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日本方面一直积极主动去实现首脑会谈。即便现在民调显示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喜欢中国人，但是安倍还是能够公开表示希望见到习近平主席。为此，中国方面也顺势接下这个人情，展示大国风度。

事实上，首脑会谈对于中国方面来说难度更大，因为涉及面子问题。此前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之时，中国已经举国向其“吐口水”，外交部更公开表示不以安倍作为对话的对象。因此，即便是APEC的主客身份，习近平也绝不能简单接见会晤。

2014年8月以后，中国在对日态度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接受自民党前总裁福田康夫等一系列官员来华交涉；其次，在两次纪念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对日态度有所转变。“七七事变”时其对日本的批判不留余地，但是9月3日“卢沟桥事变”时，习近平表达了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对此，日本方面也注意到了，最后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和条件见面。双方几个月博弈的结果是后来发表的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可以想见，四项原则共识并不是一拍即合，否则不会是在APEC开幕的数日前才达成协议。

该共识最能体现两国担心钓鱼岛海域的现场军事摩擦。其中，第一条是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和发展互惠关系，第四条则是重启两国对话，都是理所当然，不会犯错误的内容。第二条提及两国的“政治障碍”，第三条涉及日本对钓鱼岛纷争的看法，但是两条都能够各自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解释，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因此，唯一的干货还是两国共同建立海上危机管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态势继续下去，两国真的可能发生冲突。

中方应该明白，现在把日本逼到墙角只会让事情更糟，结构性矛盾要根本解决很困难。到目前为止，两国的主张都没有让步，能达成的则是不愿意发生冲突的底线，并让彼此有台阶下。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好就好在模糊，如果清晰化则又得吵起来了。

新思路下的对日外交

2014年，中国外交思路开始发生转变，不仅仅是对日关系。2008年雷曼危机后，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种大国的感觉。过去老觉得不如西方，2008年后欧美的经济不行了，很多国际事务似乎没有中国参与就难以决定，因而认为要有大国的权力。

为此，中国处理国际事物的方式开始转变。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更加主动和强硬。过去想做的事情不敢说，现在不但敢说还敢做，这让周边国家在安全上有抵触情绪。

“进攻”两三年后，中国也遇到了问题，并意识到此前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好也得益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开放。现在我们的经济也不那么好了，而经济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家，于是对其他国家的“攻势”开始收敛了。

有观点认为，这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战略，终究还是在前进。但是这样的策略不能多次使用，否则很快就没有国家相信我们了，届时日本很可能就是抵抗中国的核心。对日关系上，中国应该坚持不让步，但是最终不冲突。冲突起来难以控制，而且中方也并不知道日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12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已经揭晓，安倍再做四年首相应该没有问题。自民党2015年有总裁选举，2016年还有参议院选举。如果经济不景气、参议院选举失败，或者阁僚发生丑闻，那么安倍作为总裁仍可能引咎辞职，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大障碍。

因此，中国在制定今后的对日政策时，不应该以“谁是首相”来制定。实际上日本谁做首相，领土主权问题都是固定的国家利益，安倍之后的领导人也不会妥协。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不需要刺激对方，如果安倍被批判是因为中国政治压力而不去参拜，反而会倒逼他去，毕竟他也需要在国民面前展示尊严。

安倍个人的确拥有破坏中日关系的绝对能量。如果安倍还是参拜靖国神社，刺激到中国，届时中日关系可能又会恢复到APEC首脑会谈前的状态，中国会在各个领域打出“制裁”安倍的组合拳，包括历史问题以及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新的行动。

在钓鱼岛问题上，现在两国的军方可能在接触，虽然双方今后在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不让步，但是力争不出事故。在这种共识之下，两国坐下来谈判的时间长一点也没事。同时，双方国民感情也会好转，气氛好以后才有机会解决更敏感的问题。

以历史牌压日本让步

2014年12月14日，中国举国祭奠了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公祭日。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这次的公祭日也是为之后造势，中国政府方面无疑会继续借助历史议题来进行中日外交。

客观而言，中国在对日外交中的确应该打历史牌。国际社会对此有定论，日方越辩解越抹黑。安倍上台后对“河野谈话”等进行检证，无论结果如何，都让日本的国际形象受损。

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在2014年也有了不少动作。3月，中国法院为当年在日本的华人受害劳工立案，7月大规模纪念了七七事变，同一时间档案馆在网络上公布了日本战犯的招供词。不少大学和研究所也申请了关于二战历史研究的课题，比如吉林大学从年初就在编订《铁证如山》丛书，试图挖掘汇总日本二战时的罪证。

日本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指责时，应该坦率地承认错误。当前日本在外交上强调战后日本的贡献，包括对各国的援助。相比之下，中国近几年因为主权问题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因此外交上和日本各占一头。一谈历史问题日本就灰溜溜，一谈现实问题日本就底气足些。

除了国民感情外，外交上打历史牌的目的，也在于向日本施压，让其在现实问题上让步，比如军费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中国政府很在乎安倍政府在军事上做出的改变。东亚地区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土壤，不像欧洲是地区主义占优。一旦日本军力发展起来后，其存在就让中国难以接受。反之亦然，中国强大起来后日本也难以接受。

过去的2014年是甲午年，有不少文章提到了120年前的社会舆情。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在装备购买上投入巨款，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现在我们在讨论日本军力时则很谨慎，有具体的数量和战力说明。中国军方更倾向于认为日本军力很强，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相比之下，中方学者则觉得日本军力发展受到经济和体制的制约，能够发展装备的资金资源有限，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