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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中国推进“大周边战略”正当时
发表时间:2015-01-16 17:34 来源:国际网
目前面对国际与周边秩序“新陈代谢”的历史新机遇,中国“大周边战略”应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之精髓,即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扎实经营“家门口”和“主场”,有效防止美国喧宾夺主、恶邻勾连寻衅,努力开创超越历代盛世的周边外交新气象,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2014年中国外交全面拓展、亮点多多,而其中最突出的应是,习主席高度重视并高超经略大周边,中国的“大周边战略”浮出水面。

一、中国外交主动顺应和始终立足“大周边”

十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提出及其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源自中国外交的主观认识、战略思维与周边客观形势、战略环境两者之间的统一和互动,大周边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越来越复杂。

首先,我们的“周边观”要与时俱进,即主动顺应和积极放眼“大周边”。

中国的大周边战略之“大”,主要具有主、客观两个层面的含义:

就客观而言,便是从局限于直接接壤的“小周边”,发展到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四片”分开经营的周边,进而再发展到“六片”(增加了南太、西亚)联通、统筹经略的“大周边”。

就主观而言,便是周边战略谋划的大,包括涵盖“六片”的大视野,陆海兼顾的大格局,刚柔并济、多管齐下、扬长补短、双多边并举的大手段,和争取主动、“以我为主”的大目标。可以说,大周边战略是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必修之课”。

而在习近平主席积极运筹中国对外大战略的“习时代”,中国推行大周边战略不仅方向更明确,而且也更加自觉和自然,大周边战略因而被打上了鲜明的“习大大”烙印。

其次,大周边对中国崛起具有“三个特”的意义。

“特别重要”:我们之所以格外重视大周边,是因为大周边既是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立足点、“根据地”,又是中国进一步向外拓展的出发点和“大后方”。

“特殊地位”:即因其特殊战略价值,而在中国外交全局和布局中占据首位。

“特别复杂”:简单地讲,既是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的最优先任务,又是当今乃至未来的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多的主要大国,是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的希望所在、矛盾所在。具体而言,大周边的“特别复杂”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周边呈现“五个化”:

全球化,一方面周边在变小,不同方向之间联系更紧密。另一方面周边又在变大,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包括上述“六片”,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更频繁,域外国家对中国周边的影响更显著;

多极化,六大力量(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东盟),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之间互动复杂、博弈加剧;

一体化,周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多边机制层出不穷,但欠缺整体性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且区域合作主导权竞争激烈;

“民主化”,周边多个国家处于政治转型阶段,域外大国推行“民主价值观外交”乃至煽动“颜色革命”致使一些国家政局波动;

“中国化”,中国加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周边秩序“中国化”,引发周边国家不同反响,既有欢迎与顺势而为的,也有失落与逆流而动的。

二是周边经济形势总体积极向好,但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交织,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拖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后腿,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彼此脱节。

三是美国企图藉由“战略再平衡”以“主导”亚太,其“亚太再平衡”软硬兼施、投机取巧、多管齐下:军事上大力强化亚太军力部署;外交上重点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争端、企图渔利;经济上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肢解东亚经济合作;政治上推行“民主”价值观,企图孤立压制“威权国家”。

四是日本当局顽固坚持否认侵略战败历史与政治军事大国野心的右倾化邪路,挑战二战后的亚太秩序与周边和平稳定,对中国崛起既不满更不服。

面对“特别复杂”的大周边,2014年中国外交不仅立足与放眼“大周边”,而且细化周边“大战略”,主动经营、积极进取,赢得了周边秩序博弈的主动权。

二、2014年中国“大周边战略”全面推进、亮点有六

一是战略理念开拓创新,彰显大智慧与大格局,增强话语权。其中:

以主办“亚信”峰会为契机,开创性地提出“亚洲安全观”,包含四个要素:“共同安全”即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安全”即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安全”即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安全”即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以访蒙为契机,提出中邻关系“搭车论”,强调中国愿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

以主办APEC峰会为契机,提出“亚太梦”,即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

以访澳为契机,阐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战略取向,主动对外增信释疑。重申中国这个“大块头”将坚持“三个不会动摇”: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会动摇;促进亚太合作发展的政策不会动摇,强调“亚太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中国真心希望同地区国家一道做大利益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遍访周边各大方向,全面拓展地缘布局。7月出访韩国,8月出访蒙古,9月出访中亚与南亚四国并出席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11月出访南太三国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至此,习主席上任后出访邻国涵盖了大周边的五大地缘方向即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与南太。

三是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区别对待两类邻国。对友华邻国,投桃报李、以礼相待,拓展互利合作,多次进行“走亲戚”式的访问;对不友善的邻国,横眉冷对、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力、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维护海洋权益与国际公理,如对日本、菲律宾与越南。

四是多管齐下、陆海统筹、扬长补短。扬经济发展与陆路之长,进一步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筹建“亚投行”,推进周边“互联互通”,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提速陆海“一带一路”建设。补军事安全与海洋之短,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军事外交,为地区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五是融通周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发力“主场外交”,借力两大峰会,引领周边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先是5月“亚信”上海峰会,“主席国”中国提出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后是11月APEC北京峰会,习主席充分展示“东道主”风采,推动峰会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有效扭转亚太合作碎片化和分化局面。

六是融合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运筹周边大国博弈,致力和谐共处与良性互动。中俄战略互信协作扎实推进,9月杜尚别上演“习普会”,习主席强调中俄应加大相互支持,扩大相互开放,“相互给力借力”,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各自发展振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中求进”,11月北京上演“习奥会”,习主席提议中美在亚太开展包容协作,共同为亚太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大度地欢迎美国参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三、2015年中国“大周边战略”趋利避害、稳中求进、顺势而上

首先,当前周边战略博弈凸显中国主动权,周边外交迎来主动有利的新转机。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新演变导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备受掣肘、渐露疲态,奥巴马本想一门心思“转向”亚太,结果却导致新的战略不平衡,被迫在多个地区热点之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随着东欧乌克兰危机、中东“伊斯兰国”崛起、西非埃博拉疫情等同时迸发,美国的亚太“再平衡”难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被迫一心多用,乃至作出两种回调:在地缘上,从转向亚太到“重返”和兼顾中东;在优先任务上,从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到应对“当务之急”俄罗斯,重返“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美国防长哈格尔8月访澳信誓旦旦言犹在耳:“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哪都不去。”但重视亚太的哈本人却提前“下课”,凸显美国“再平衡”陷入“战略新失衡”。

其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完善对外战略布局,更加注重经营周边。习总书记11月28日发表的重要讲话堪称“致力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外交宣言”,他辩证而自信地指出,“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讲话提出了新的“七个布局”,其中周边排第一,即“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再次,妥善运筹中、美、邻“三方四边”博弈,兼顾中邻、中美、邻邻与美邻四对关系。既重视中美关系、美邻互动和美国因素,预防美国在中国周边利用乃至制造矛盾;更重视中邻关系、邻邻互动和邻国因素,因为中邻关系才是影响周边的“基本盘”、主要矛盾和内因,美国只是外因,正视某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投机性。

第四,有的放矢,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东北亚方向,预防日本右倾化新异动,关注朝鲜核问题;东南亚方向,预防南海新风浪,关注缅甸大选;南亚方向,关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维护海外利益;中亚方向,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关注政局新变化;区域合作方向,关注美国推动的TPP新突破,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和中邻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非传统安全方向,强化反恐、救灾等合作。

展望2015年,面对国际与周边秩序“新陈代谢”的历史新机遇,中国“大周边战略”将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之精髓,即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扎实经营“家门口”和“主场”,有效防止美国喧宾夺主、恶邻勾连寻衅,努力开创超越历代盛世的周边外交新气象,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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