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6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姬·布托在白沙瓦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次日，她在拉瓦尔品第的竞选集会上遭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枪击身亡。“铁蝴蝶”贝娜姬·布托的血，并未止住巴基斯坦的痛。

七年之后，2014年12月16日，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武装分子袭击白沙瓦一军人子弟学校，造成百多名师生死亡。这场巴基斯坦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一场国家的悲剧，究竟是谁之殇？

宗教之殇

简而言之，在以白沙瓦为首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过去2500年的历史中，前1500年时间里，佛教占据主流地位，而过后延续至今的1000余年里，伊斯兰教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白沙瓦从佛教学术中心彻底转换为伊斯兰重镇，包括白沙瓦在内的整个印度次大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交往史充满了战争与杀戮、征服与压迫。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和欧美强敌的入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首先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作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异化产物，巴塔的宗教支撑主要来自两个激进的逊尼派分支，即源于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Wahhabism）思想，以及南亚本土的迪奥班迪派（Deobandism）思想。

瓦哈比派起源于18世纪中期的阿拉伯半岛，承袭了其首创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al-Wahhab）之名。瓦哈比派坚持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要遵循伊斯兰传统，向原教旨主义回归是唯一正道。瓦哈比极力反对一切非穆斯林及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强调通过不断发动圣战这一最佳途径，最终回归到纯正的伊斯兰社会。向穆斯林世界全面输出原教旨主义思想，成为了瓦哈比派的主要活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沙特通过秘密的资金渠道，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在阿巴两国境内援建了许多的宗教学校、清真寺，疯狂传播原教旨主义。在抗苏时期，更有大批来自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的“圣战斗士”们，直接参与援阿抗苏战斗，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就是在这场“圣战”中成长起来的。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圣战，使得原教旨主义和“圣战”理念，深入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普通穆斯林之中。

源于本土的迪奥班迪派思想，是巴塔发动“圣战”的另一个重要宗教基础。迪奥班迪派创始于19世纪的南亚次大陆，它最初的目的是，在整个英属印度地区打击侵害穆斯林利益的个人和团伙，维护穆斯林的正当利益。在以宗教信仰为基本准则的印巴分治方案实施后，“清真之国”巴基斯坦得以独立建国，以穆斯林联盟为首的各种伊斯兰宗教政党、宗教势力深深卷入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之中。

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时期，适逢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选择了亲美反苏的战略立场，迪奥班迪派势力不断膨胀，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该派教义中关于暴力使用如发动“圣战”运动的内容日渐丰富，整个教派呈现出不断极端化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严重异化和极端化的原教主义思想，在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北部的阿富汗难民群体和当地普什图人中迅速蔓延开来。众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创始成员，大都来自位于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和宗教学校，而这两处都是迪奥班迪派思想的滥觞之地。作为阿富汗塔利班的分支，巴塔受迪奥班迪派的影响更深。

更为悲剧的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靠近巴阿边境并主要由普什图人居住的白沙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反苏“圣战”的中心。

民族之殇

阿富汗号称是“帝国的泥淖”。尽管如此，在历经帝国铁蹄的蹂躏之后，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始终都是曲折甚至反复的。普什图族的人为割裂，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共同属性，相近的历史经验和社会记忆，更是使得这种影响早已超越阿富汗国界，蔓延了毗邻的巴基斯坦尤其是其西北部地区。

1893年11月，阿富汗巴拉克扎伊王朝的拉赫曼国王被迫接受了划定阿富汗与英属印度边界的《杜兰协定》。据此而来的“杜兰线”人为地将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划分到巴阿两个国家。100多年来，阿富汗绝大多数政府和“杜兰线”两侧的绝大多数普什图人，都拒绝接受这条边界线。过去100多年来，“杜兰线”两侧的普什图人依然在宗教、文化、贸易、人员往来等领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的联系直接所造成的后果，便是“杜兰线”两侧的普什图人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荣辱相关。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聚居地成为阿富汗抗击苏军的重要根据地，“圣战”武装分子进可攻，退可守，尽占天时地利人和。人数多达300万以上的阿富汗难民群体，既为阿富汗“圣战”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还给巴基斯坦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和安全压力。独立门户的巴塔，难围难剿，剿而不灭，不断发动针对巴军警和民众的恐怖袭击，甚至一度危及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安全。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军，对普什图人主导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了军事打击。欧美现代化的军事打击，使得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作鸟兽散，化整为零，溃散到整个阿富汗，溃逃到邻国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逃亡到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成员，得到当地普什图人的庇护，得以喘息和重振，并滋生出巴塔。作为后来者，巴塔比阿富汗塔利班更为穷凶极恶。

此次恐怖袭击发生后，甚至阿富汗塔利班都发表声明，大力谴责，称巴塔大规模屠杀无辜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阿富汗塔利班的原则。

安全之殇

巴基斯坦独立后，其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印度，长期积贫积弱的阿富汗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天然的战略与安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经济和战略双重要地孟加拉的独立，使得巴基斯坦再也无力独自对抗印度。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史无前例地恶化。此时的巴基斯坦，面临着苏联由北向南和印度由南向北的双重夹击，其战略与安全空间荡然无存了。

为了改善其恶劣的战略与安全环境，巴基斯坦着手扶持一支具有“亲巴”倾向的阿富汗势力。起初，巴基斯坦与美国和海湾国家通力合作，援助阿富汗境内的反苏“圣战斗士”。苏军撤出后，代表普什图人利益的塔利班势力迅速崛起。巴基斯坦随即将其锁定为扶持对象，并试图将该组织把持的阿富汗打造为“亲巴”战略缓冲地。事实上，巴基斯坦也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两个公开承认者之一（另一个是沙特）。

在巴基斯坦看来，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是“天然的盟友”。阿富汗塔利班早期的主要领导者和成员大多来自于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和宗教学校。共同的普什图族属性和一致的宗教文化，则赋予了阿富汗塔利班对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及其“恩主”巴基斯坦政府的高度认同。

巴军方高层普遍认为，一旦印巴开战，一个对巴心存“友谊之情”的阿富汗，可以成为巴基斯坦的“战略后方”。自然，“杜兰线”问题和并存的“普什图斯坦”问题，也在巴基斯坦的权衡之列，而打造一个“亲巴”的阿富汗政府，是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选择。

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后，迫于美国的巨大压力，巴基斯坦加入了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阵营。但实际上，无论是族缘、血缘、通婚等事实的长期存在，还是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共同归属感，无论是政府高官、军队将领、一线士兵，还是社会精英、普通民众、贩夫走卒，他们对于打击塔利班都是不情不愿的，甚至暗地里更多地是同情和支持塔利班的。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发动反苏“圣战”二十多年来，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尤其是普什图人聚居的白沙瓦等地区，逐渐“塔利班化”（Talibanization）。所谓的塔利班化，指的是在巴阿边界巴基斯坦一侧，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方式趋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2007年12月，以贝图拉·马哈苏德为首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分支自立门户，其武装力量据信达到3万人以上。

巴基斯坦军警多次发起对巴塔的军事打击，但巴塔恐怖分子的活动依然猖獗。巴塔虽然没有能力颠覆巴政权，但巴军也无法轻易击败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巴塔。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阿富汗大选的“难产”，意味着阿富汗未来局势的模糊化，意味着巴塔问题进一步久拖不决。

白沙瓦之殇，是宗教之殇，是民族之殇，是安全之殇。白沙瓦惨案，不是起点，也绝非终点。血，还会流。

(作者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