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以来，以“伊斯兰国”为首的反政府武装迅速佔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领土，引发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指责以及国际社会对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再度犯滥的高度担忧。由于事态发展越来越超出外界想像和预期，8月8日美军战机开始在伊拉克境内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并于9月22日晚将空袭范围扩大到叙利亚。自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以来，美国军事力量再度卷入伊拉克国内衝突，以及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次针对叙境内目标展开空中打击行动，均使得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一次成为国际聚焦的中心点。据《纽约时报》9月29日报导，在28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美国低估了“伊斯兰国”的掘起，而且过于相信伊拉克军队，从而使得该地区“成为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的基地”。毫无疑问，过去几个月中东局势的戏剧化发展，特别是伊斯兰国成为美国的军事打击对象，加大了外界对伊斯兰国及其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关注。

伊斯兰国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其前身“认主独一圣战组织（Jama'atal-Tawhid wal-Jihad）”在约旦人扎卡维（Abu Musab Al Zarqawi）的领导下便宣告成立，并于2004年公开宣示效忠基地组织。从此，外界称之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l-Qaeda in Iraq，AQI）”，而他们则自称“两河国家的圣战组织”。后于2006年初改名“圣战者协商委员会（Mujahideen Shura Council）”，同年10月扎卡维遭美军炸死后，该组织与伊拉克其他几个叛乱组织联合组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ISI）”，但遭到伊拉克境内外一些圣战组织的抵制。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给了ISI乘势发展壮大的机会。ISI武装分子不断深入内战中的叙利亚，并于2013年4月建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n Iraqandal-Sham，ISIS）”。今年6月29日，其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Bakral-Baghdadi）自封为“哈裡发”，并宣佈去掉组织名称中的“伊拉克和沙姆”，直接称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向其效忠。据法新社2014年9月12日报导，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介于20，000到31，500人之间，其中在叙利亚的15，000名外国武装人员中，来自西方国家的就有2，000人。虽然早年发家于一帮乌合之众，但在过去14年来，得益于错综複杂的伊拉克局势和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势力得以不断坐大。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伊斯兰主义是中东政治发展的必然

中东地区的政治变迁贯穿整个20世纪。自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以来，以中东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就完全处在外部列强的掌控之下。在这样一个有宗教圣地却无政治中心，宗教信仰跨越现代国界而各国利益却又泾渭分明的传统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英、法、美是先后影响和左右中东政治变迁的主要外部力量，中东成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或託管地。分裂的伊斯兰核心区，既有列强争霸，又有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撒母耳？亨廷顿笔下的文明衝突，实际上自一次大战结束后即已在中东上演。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为美苏对峙所掩盖，冷战结束后则为国际反恐战争所取代。观察当前中东的政治和安全形势，离不开对其伊斯兰属性的认识。

从内部看，中东安全形势取决两个因素：一是政治体制的长期僵化，二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无论能否成功推翻僵化的政治体制，都会必然带来政治形势的动盪，以及以政治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反对力量的兴起。体制外的政治抗争，最终往往会诉诸暴力和极端形式，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

当前中东的政治形势，主要以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有关国家的政治动盪为主要特徵。在急剧动盪或表面稳定的背后，利比亚两个政府并立、埃及的塞西政府疲于应付转入地下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力抗争、叙利亚巴沙尔当局与各路反对力量陷入持久战、伊拉克内部民族教派矛盾日益激化、叶门各部落势力剑拔弩张，其中尤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横行最吸引外界的关注。依据传统伊斯兰世界政治变革的基本特徵来看，专制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带来的政治动盪，一定会使政治伊斯兰运动获得发展空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宗教政党赢取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长期被拒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反对势力，刚开始能够获得的群众基础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支持。

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包含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规范著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道德观。穆斯林的宗教观念也因此成为他们观察外部世界的基础，影响到他们对待历史、时局和西方的态度。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在于实现安拉的统治，它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倾向于视为宗教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伊斯兰主义运动正是凭藉这一伊斯兰特性而在世俗政治斗争中大显身手。

就整体而言，中东是世界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较晚、传统部落、教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包括阿拉伯各国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往往是以民族、部落或地区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西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半岛地区的四分五裂，废除多神崇拜而皈依唯一真主安拉，进而统一半岛地区并实现伊斯兰帝国的扩张。但在接下来的扩张、征服、战争和帝国瓦解的历史进程中，国内的社会结构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解决，人们在宗教信仰的遮蔽下暂时忽略了对自身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伴随世界政治进入20世纪，伊斯兰世界遭遇空前的外来入侵，旧的奥斯曼帝国步入历史，而新的外部列强接踵而至。在外部宗主力量交替征服和统治下，在内部伊斯兰统一外表掩盖下，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对立延续下来。一旦外来主宰力量消失，以及内部威权势力瓦解，则政治变迁必定带来民族、宗教对立的凸显，这已成20世纪中东政治发展的一条规律。简言之，伴随政治变革的进程，政治伊斯兰势力必定进入公众视野和权力斗争的中心，成为影响乃至左右国家政治进程的主要力量。

有政治斗争，就有政治变革，剧烈的政治变革则伴随此起彼伏的改朝换代。20世纪以来，中东国家政治换代的主要形式，大多离不开暴力与革命两种途径，这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掘起提供了政治舞台和群众基础。自从20世纪初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20年代的凯末尔革命、50、60年代的民族解放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当前仍在延续的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动盪，无不反映出中东地区政治变革的暴力性和革命性。因为没有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安排，政治反对势力往往诉诸政治伊斯兰力量来与当局抗衡。宗教政党、组织和领袖大多成为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更借助宗教而不断扩大影响。

政治伊斯兰运动，绝对不是为了宗教复兴，而是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政治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政权争夺，即从一味依赖外部世界，奉行世俗化、西方化政策的当权者手中，转移到坚持伊斯兰道路、打著伊斯兰旗号的政治和宗教人物手中，确保国家回归基本教义的指导。儘管多数西方学者相信，政治伊斯兰运动“没有在任何地方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没有找到同盟军”，但他们在中东多数国家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国际影响却不容小觑。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没能成功输出，但却鼓舞了哈马斯、真主党等伊斯兰政治组织，基地组织及其在各国的分支、反美反西方同时反本国政权的宗教武装组织的跨国联合，也助长了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势力对社会的蚕食。

总之，中东地区的政治变迁，其发展有内外两个方向：对内，当权者与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对抗扩大到社会大众之中；对外，跨国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彼此呼应，影响波及欧美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伊斯兰核心区的周边国家。无论内外，政治伊斯兰主义乃至宗教极端主义都深陷其中。

二、当前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

历史上中东地区的政治变革，往往经历三个阶段：（1）发生推翻旧政权的人民革命，（2）新政权展开政治清算和确立统治基础，（3）宗教政治运动兴起，极端主义横行，政局陷入动盪胶著状态。

就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动盪而言，革命的第一阶段，主要针对西亚北非各国，引发各国人民不满和街头革命，动摇的都是欧美国家在当地的坚定盟友。这一阶段目前已告一段落。

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在全面展开。有关国家的当局被迫改革，新政权开始政治清算、打击异己，新的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平衡。伊拉克什叶派政权在前总理马利基的领导下，全力打击萨达姆时代的逊尼派政治势力，与库尔德斯坦自治力量争夺北方油田，同时还极力排挤什叶派内部异己派别，从而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混乱、对峙与分裂，为伊斯兰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埃及在过去的三年中，先有穆斯林兄弟会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清算和宗教政治反扑，后有得到世俗民意支援的塞西军政权的建立，从街头革命推翻旧政权，到民选政府建立、宗教政党执政，再到军事政变与最新的民选政府的产生，埃及的政治变迁犹如过山车一般令外界目不暇给，也使得以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再次转入地下，进而走上极端主义的武装反抗之路。

革命的第三阶段，在混乱政局引发人民不满、加剧社会动盪之后，接下来便是宗教政治运动的抬头，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粉墨登场。后者与世俗政治势力的角力成为当前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叶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政治进程的主线之一。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正是这股宗教政治运动和极端主义甚嚣尘上的体现。儘管今年初基地组织切断了与伊斯兰国的联繫，不承认其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但二者所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却没有分别。

中东地区向来是基地组织的活跃领地，不仅包括阿富汗及其与巴基斯坦邻近的边境地区，而且也包括阿拉伯半岛、北非马格裡布地区。过去13年来由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展开反恐战争，外界对基地的关注也更集中在该地区。随著阿拉伯之春的突然爆发，基地组织在半岛和北非的分支也利用政局的急剧变化而借机滋事，成为当前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势力扩张、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蔓延的突出表现。

除了伊斯兰国的前身作为基地在伊拉克的分支外，基地组织在中东的存在，主要包括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和基地马格裡布分支（Al-Qaeda Organization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

AQAP成立于2009年，由分佈在叶门和沙特的两个国际伊斯兰武装网路的地区分支合併而成，美国总统反恐顾问称之为“基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外最为活跃的分支机搆”。在阿拉伯之春中，AQAP表现得相当活跃，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叶门南部的阿比扬省。2011年5月他们甚至一度发表声明，宣称自己已佔领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并宣佈该市为基地组织在叶门南部建立的“伊斯兰酋长国”的首都。AQAP成立以来的活动表明，他们已开始将叶门由过去的避风港和中转站转变为对沙特和西方展开圣战的新战略据点，加之叶门北部什叶派胡塞叛军以及东部哈西德部落武装的遥相呼应，叶门局势发展在后萨利赫时代演变成为又一个索马里的可能性正日渐增多。不仅威胁沙特南部的安全，也会进一步妨碍亚丁湾的航行自由，增大国际社会的反恐难度，给地区局势带来长远影响。

AQIM成立于1998年，其成员最初来自被解散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虽然主要目标是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伊斯兰国家，但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还扩及到周边数个国家，甚至有报导指其还曾对2009年新疆事件指手画脚。在阿拉伯之春中，AQIM支持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反政府示威，基地还向武装分子提供武器并训练示威者，号召他们推翻“腐败、罪恶和残暴的”当局。AQIM的领导人阿布˙瓦杜德（Abu Musab Abdul Wadud）在录影中还呼吁在突尼斯确立伊斯兰法。有报导指，基地还在当地招募反政府示威者，其中一些人曾经参与了此前在伊拉克和加沙地带的反美力量。

AQIM的影响力也渗透进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中，同时，也有消息指AQIM还与奈及利亚的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意为“禁止西方教育”）建立了资金联繫，后者寻求在奈及利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他们的一些成员还接受了AQIM的军事训练。另据新华社报导，曾从属于AQIM、现效忠于伊斯兰国的阿尔及利亚极端组织“哈裡发战士”今年9月24日发佈有关杀害法国人质埃尔韦˙古德尔的视频，声称这是报复法国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

此外，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在过去的几年中，积极投身政治变革，从在野到执政再到被取缔，同样反映了政治伊斯兰运动在体制内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暴力恐怖等极端主义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目标。1928年，哈桑˙班纳（Hassanal-Banna）在埃及创建穆斯林兄弟会，很快就传播到中东其他地区，对后来中东各地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有著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班纳生活的年代，埃及社会面临的西方世界和世俗主义的挑战日趋严重。由于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生，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严重侵蚀，伊斯兰教与民族国家如何相处，埃及与伊斯兰世界应建立怎样的联繫，等等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穆斯林兄弟会在20世纪30—50年代的迅速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中东其他各国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乃至直接的推动作用，与埃及毗邻的巴勒斯坦、苏丹、约旦、突尼斯等国和地区都深受影响，至今仍然如此。虽然兄弟会组织并不具备国际联合的能力，但彼此共同的宗教政治理念和面对的社会发展问题，却加深了兄弟会在各国的宗教和政治影响力，使得兄弟会成为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一些国家的兄弟会组织还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发展进程。

当前，基于中东阿拉伯各国发生的政治剧变，兄弟会及其它政治伊斯兰力量也都积极投入到这场政治变革之中。使得原本就错综複杂的街头革命，加进了浓厚的宗教因素，政治伊斯兰力量日渐凸显。儘管兄弟会的短命执政仅维持一年时间，且遭到军方的严厉打击，但政治伊斯兰势力的重新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塞西政府为应付兄弟会支持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而疲于奔命。

总的来看，在伊斯兰世界，先有中亚自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巨变，后有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及随后开始的反恐战争，而当前正在阿拉伯各国上演的政治动盪，则给了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新的发展机遇。基地组织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叙利亚分支的活动，以及阿拉伯之春中政治伊斯兰势力的掘起，在在表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处于新的活跃期。

如果政治伊斯兰运动和宗教极端主义真的不可避免，则中东地区未来的政治变迁将存在三种可能：（1）温和如土耳其，（2）极端如伊朗，（3）动盪如巴基斯坦。

三、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可能走向：土、伊、巴三国的例子

儘管中东各国国情各异，当前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但未来的政治发展大体可以比照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的发展路径来加以观察和分析。

构成中东在政治地理上相互重合、交叉地带的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的三个重要国家，不仅在于三国穆斯林人口佔据了各自国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不仅在于三国在伊斯兰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还在于三国是西方世界关注和依赖较多的伊斯兰国家，有著重大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根据三国国名首个英文字母拼写而成的缩略词，TIP在英文中是尖端、顶端、翼尖的意思，用来表述三国在地缘政治中的突出地位一点也不过分，他们既是冷战时期阻挡苏联南下的桥头堡（尖端），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翼尖、顶端，成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世界互动的代表；而如果倒过来拼写则为PIT，其含义则为坑、陷阱、深渊，比喻为圈套、潜在危险或意外困难，用来描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上述三国遭遇的困境，似乎也能自圆其说。自冷战开始以来，土、伊、巴三国一度在巴格达条约组织中结成较长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但是1970年代末的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站到了美国和西方的对立面，而作为美国北约盟国的土耳其，以及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巴基斯坦，虽然官方表面延续了一贯的亲西方政策，但实质上亲伊斯兰的举动以及民间的反美情绪却不断高涨，将他们看作是美国和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潜在对手，并不过分。

因此，通过对土、伊、巴三国政治伊斯兰运动的观察，不仅有助于瞭解三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且也有助于观察和判断处在急剧政治变革中的中东各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以及他们与西方世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土、伊、巴三国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反映伊斯兰势力再度卷入世俗政治是未来中东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议程之一。无论官方对外立场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三国民众对伊斯兰政治的偏好、甚至支持有增无减却是客观事实。伊斯兰革命在美国孤立、遏制30年后仍然在伊朗延续，亲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影力在土耳其与日俱增，宗教势力成为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三大力量之一，无不凸显撒母耳？亨廷顿当年担忧的“文明衝突”（也许把它称为“政治伊斯兰的掘起”更为妥当），似乎有了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依据。当特定宗教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后，要在土、伊、巴三国实施严格的政教分离便越发困难。

其次，无论是美国的盟友、淮盟友，还是敌人，土、伊、巴三国多年来相似的政治发展进程，都对西方自20世纪初开始在中东的征服和控制提出了鲜明的挑战。先是布希总统的反恐战争，再有奥巴马总统试图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努力，都未能有效扭转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这一政治发展态势是否预示未来中东与西方世界的对立、对抗更趋严峻，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

显然，西方世界乐于看到像土耳其这类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而不愿意看到他们在中东的盟友发展成巴基斯坦那样的动盪局面，更不愿意在伊朗之外再增加任何一个新的伊斯兰神权主义政权。

作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唯一北约盟国，土耳其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所倚重的同盟国家，双边关系不仅在冷战期间坚如磐石，在冷战结束后也继续保持著良好的发展态势。在阿拉伯之春、推翻巴沙尔政权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土耳其都对美国的行动予以坚定支持。

伊朗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随著伊斯兰革命后双方对立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2004年伊朗核问题爆发以来，除非其中一方改弦更张，否则目前的僵局难以破解。儘管伊朗核问题近一年来有所进展，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也试图寻求伊朗的帮助。看上去美伊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好转，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席话：“一个具有核能力的伊朗将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远远超过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圣战’组织。”则清楚显现西方国家在打击极端主义和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利益分歧。

巴基斯坦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冷战时期取决于后者与苏联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又受到他们与印度关系的左右，因而时起时伏，很不确定。现如今，巴美关系还常常受制于美国无人机对巴境内极端主义目标实施空中打击而带来的民间反美行动的高涨，以及宗教政党对当局亲西方政策的不满。

土、伊、巴三国，同为伊斯兰世界的大国，但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待他们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既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并非铁板一块，也说明西方国家对待政治伊斯兰运动并没有一味拒绝和否定，关键是看西方的利益在上述国家得到多大体现和维护。

依据这一逻辑，面对今日政治伊斯兰运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再度抬头的态势，西方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将以对待土、伊、巴三国的既定政策为依归。因此，凡政治发展像土耳其一样，实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路线的中东国家，将更多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欢迎和鼓励；凡像伊朗那样的政权，则一定会遭遇西方国家的围堵；凡像巴基斯坦那样面临进一步动盪的国家，则摇摆、观望将是西方国家的可能选择。因此，扶植土耳其、稳定巴基斯坦、遏制伊朗，应是西方国家对待当前中东各国政治剧变的主要立场。但以西方为中心採取先入为主或喧宾夺主的做法，会否导致像以往那些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最终使西方在中东的利益伴随他们的前政治盟友的倒台而彻底丧失，也是未定之数。

无论如何，未来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大体超不出土、伊、巴三国的伊斯兰主义模式。人们需要关心的是，三种模式中温和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谁会占上风？伊斯兰国组织会否挺过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联盟的军事打击而生存乃至进一步壮大？中东乱局何时才能有个尽头？

总之，当前的中东剧变以及仍然飘摇不定的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局势，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中东的内部权力结构，而且由于埃及、也门、叙利亚、沙特、伊朗等国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基于维护他们在中东地区既得利益的大力介入，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给本地区安全局势突变带来的深远影响将逐步渐显现。未来中东政治变迁的主要领域，将定格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得到西方支持的世俗力量的角力上。在涉及西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有关国家选择性地以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介入将最有可能，而政治伊斯兰运动以及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不会坐以待毙，必定会利用混乱局面发展自己、打击对手，中东政治的乱局一时看不到稳定下来的前景。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两岸公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