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普京的战略。他的有关长篇论述无法引证，这里只选择几段也许尚算切题的话。早在叶利钦宣布辞职由普京接任之初，普京于1999年12月30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文中指出：“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说表现在军事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它能够成为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的领先国家，能够保障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能够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的利益。”时隔14年，他在2013年12月12日致联邦会议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的责任不仅是成为全球和地区的保证之一，也要一贯地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包括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不强迫任何人接受庇护，不打算教任何人如何生活。但我们要争取成为领袖，捍卫国际法、敦促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各民族的多样性”。

笔者曾就普京的治国方略亦即战略构想，归纳为这样十句话：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富民为使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强有力政权为依托，以团结全社会为手段，以历史教训为借鉴，以选择适合国情道路为方向，以优化外部环境为条件，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

上述文段堪称普京战略的核心内容，应该一以贯之体现于他所承诺的“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口号之中。如今人们提出，在经历乌克兰危机之后，普京会不会调整战略，且议论纷纭。看来这与澄清以下八个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乌克兰危机带来新冷战吗？

有人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将引发俄与欧美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冷战。也有人说，冷战根本就没有结束。

“冷战”一词有特定的涵义。它指的是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至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以美国为首、由北约支撑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由华约支撑的东方集团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政治(包括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和军事对峙局面。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不止，但彼此都竭力避免世界大战，其对抗往往表现为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角斗等“冷”方式。

新冷战的说法并非自今日始。早在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在原苏联版图推行“颜色革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武装冲突、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以及叙利亚事件等发生时，就曾广为传播，人们耳熟能详。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美总统都曾对新冷战说法表示异议。普京说：“我不认为这是新冷战的开始，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我相信冷战不会发生。”(2014年5月24日在康士坦丁国家会议宫接受外媒采访时的谈话)奥巴马说：“这并不是另一场冷战。毕竟，俄罗斯不同于苏联，并没有领导任何国际集团，也没有主导全球意识形态。”(3月26日在布鲁塞尔美术宫发表关于美欧关系的演讲)媒体也有此议，如美国外交学会网站3月21日文章，说俄罗斯与西方面临的不是冷战局面，乌克兰问题并非全球范围内的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只是地区性问题。

诚然，冷战思维至今仍有市场。有霸权主义，就有冷战思维。乌克兰危机并非终点，不排除今后还会发生让人产生冷战联想的局面。但经济全球化之“热”，毕竟与冷战之“冷”难以兼容。

第二，克里米亚“回归”改变世界地缘政治了吗？

正当乌克兰危机激化、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公投的时候，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于3月19日发表评论，率先提出国际舞台上的新对抗时代已经来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恢复正常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法国《费加罗报》4月21日文章也宣称，克里米亚归俄使得“全球平衡遭到破坏”。这些言辞，源于对乌克兰危机影响力的过度判断。

应该承认，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次特大地震，那么乌克兰危机则是苏联解体的余震。这种余震几乎从未间断过。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军事冲突以及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宣布独立，就是影响较大的余震。鉴于克里米亚归俄是苏联解体的延续，可视之为原苏联版图地缘政治的变动，最多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动，谈不上某些媒体所渲染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大变动或者正在打乱国际秩序。这次乌克兰危机之影响，暂时大于长远，政治大于经济，地区大于全球。

乌克兰危机的国际影响，概言之：其一，独联体一些国家的疑虑增多，普京构建欧亚联盟会遇到新的难题。美国外交学会网站3月21日文章说，普京采取的领土收复主义会在俄罗斯族人不占多数的俄联邦地区点燃分裂主义火焰，则言之过分。其二，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又一次受重创，修复起来需要较长的过程。其三，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紧张一段之后，会在不同层面上逐步调整。其中与东欧更多是安全因素引起的政治关系，与西欧主要是发展因素引起的经济关系。其四，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将更加紧密。这已被普京6月访华中俄双边关系取得的巨大成果所证实。

第三，普京想分裂乌克兰吗？

有人说，俄罗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出现，甚至会不惜以分裂乌克兰为代价。乌方也曾多次指责俄罗斯试图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再划走乌克兰一块领土。这些话多少是在赌气。

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底线基于两点：一是要乌搞联邦制，二是乌不能加入北约。俄外交部4月7日声明具有代表性：“俄方不止一次地指出，不在乌克兰进行切实的宪法改革，在宪法改革框架内通过联邦化保证乌所有地区的利益、保持其不结盟地位和巩固俄语的特殊作用，就很难指望乌克兰实现长期稳定。”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已明确表示可以放权，但不同意搞联邦制；对于加入北约，态度较为慎重。

乌克兰东部地区几个州工业发达，地位重要。在乌当局得到西方支持大力“反恐”的背景下，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于5月11日举行了关于独立问题的公投，宣告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表示尊重乌东部两州公投结果，多层含义，既显示尊重本国人民意愿、维护国际法的姿态，又为日后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变埋下伏笔。

地缘因素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乌克兰不可能完全倒向欧盟或俄罗斯任何一方，独立自主、“骑墙”中立才是乌克兰的最佳选择。这已成为包括美国高层智囊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共识。

与欧盟建立联系国的经济关系与加入北约的军事关系毕竟不同。对于前者，俄罗斯设法抵制，尽量削弱；对于后者，俄罗斯坚决反对，绝不容忍。尽管如此，欧盟将于6月27日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剩余条款，包括双边全面深入自由贸易区协定，已征得普京同意。可是，乌克兰若加入北约，那只能给国家带来极大灾难。

第四，普京战略将“彻底向东”吗？

面对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制裁，俄罗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认为制裁可能更有利于本国国民团结和经济发展。但也不要低估制裁给俄带来的损害。俄官方承认，制裁若升级，将摧毁三分之一的卢布价值，财政与货币政策十年的进展将毁于一旦。2014年前三个月俄900亿美元资本外逃，高于2013年全年的630亿美元(俄外汇储备为4900亿美元)；俄2014年GDP增长预测仅为0.2％，等等。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承认，针对俄罗斯的隐形制裁可能比公开宣布的制裁更可怕。

于是有人提出，俄罗斯今后要“彻底向东”。俄应该彻底放弃对西方国家残存的幻想，下定决心战略东移，与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尤其是中国。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免把俄罗斯与西方经济关系的恶化说绝对了。

从七国集团(G7)领导人6月4日发表的声明来看，虽继续“警告”俄罗斯，但同时留有对话余地。在诺曼底，普京仍与西方大国领导人举行了“建设性”的双边会谈，虽然时间短暂。德国《明镜》周刊6月6日文章用语幽默，说在法国，G7似乎又回到了G8，俄罗斯总统刚被G7赶出门，现在又被西方“追求”。

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不会放弃全方位外交。俄原已存在亚太战略。这在2013年普京总统国情咨文中说得很明白：“俄罗斯转向太平洋和我们远东地区的迅猛发展，不仅能为我们的经济提供很多机遇和新天地，还为贯彻积极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新的手段。”③往日苏联历届领导人都一再强调必须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否则谈不上国家富强和振兴，其实总是知难而退。今后的俄罗斯，就不能不动真格了。

第五，北约与俄罗斯不再存在“伙伴”关系吗？

北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理当随着华约解体而终结。但它却反其道而行之，造成恶果累累。北约东扩，意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双方曾谋求改善关系，也有过实际步骤，几起几落、反复无常。

2002年5月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双方新型关系的文件，以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2008年8月俄格冲突发生后，北约冻结了与俄的政治接触和军事合作，关系随之中断。2009年6月27日，俄与北约在希腊举行部长级磋商，决定恢复双方政治与军事合作。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大使级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确定下一步军事及政治协作计划，并商定在俄罗斯—北约框架内建立专门的阿富汗工作组，声称“俄与北约将不再相互视为威胁”。在2010年4月19日举行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大使级例行会议上，双方除了讨论美国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问题外，还介绍了各自的新军事战略学说，意味着彼此政治对话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2010年11月1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不觉得北约还在把俄罗斯当作敌人”。2011年5月19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发展真实的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是随着俄美关系变化的。上述扭曲现象，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还会延续。

第六，普京还想构建欧亚联盟吗？

实现克里米亚“回归”，是俄罗斯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的最大受益。西方实际上默认既成事实。但俄罗斯将为此付出代价，尤其在独联体内留下阴影。

在联大就乌克兰问题表决时，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投弃权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未参加投票。哈与俄最为亲近，总统纳扎尔巴耶夫4月18日发表谈话称，要从乌克兰事件中汲取教训。哈不能不从克里米亚事件产生联想，因其北部和东部各州也是以俄罗斯族人为主。

吉尔吉斯斯坦承认克里米亚3月16日公投结果的合法性，却避谈并入俄罗斯的合法性。塔吉克斯坦未回应俄方表示的两国“对乌克兰事态立场一致”。乌兹别克斯坦强调“对乌克兰事态可能对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现实威胁，表示极为担忧”，呼吁“不要以武力或使用武力威胁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普京首任总统后于2000年7月8日发布题为《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的国情咨文，称“俄罗斯唯一的选择是做大国”。此为何意？这在2012年他再次当选总统前提出的欧亚一体化构想中得到诠释。欧亚一体化分四步走：即海关联盟、共同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直到欧亚联盟。

如今俄哈白俄签署了经济联盟。据国际文传电讯社6月11日消息，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称，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是迈出的积极一步，但白俄并未感到“心情愉快”，主要是所签署条约的内容并不完全是三方先前申明的内容。该条约将没有任何限制和例外规定，但所签条约在电力、石油、天然气、药品、医疗用品、汽车运输、服务等诸多领域存在限制和例外规定。

乌克兰当局在危机时刻曾提出考虑退出独联体，这是报复俄罗斯的一着狠棋。果真如此，普京设想的欧亚联盟将是一只“跛脚鸭”。不过，乌克兰要退出独联体，不能不考虑自身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从几个国家的经济联盟到整体的欧亚联盟，“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七，俄美关系会决裂吗？

苏联解体22年多来，美俄之间一直在合奏《较量》交响乐，其主旋律就是“难得互信”。

关于俄美关系曲折历程，不必细说了。俄美关系不可能走向决裂，从长远看，还得逐步有所调整、有所缓解、有所改善。原因是：其一，美俄各自的国家利益都需要良好的相互关系。双方都需要在伊朗和叙利亚问题上，在全球反恐问题上，在削减战略武器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合作。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俄太空合作并没有被取消，美国军方自1995年以来使用“宇宙神—5”2型运载火箭的发动机为俄罗斯制造，也不可能放弃。普京依然被邀请去法国出席了6月6日的盟军二战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奥巴马见面交谈。其二，俗语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事情总要有个“度”。“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对此美俄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其三，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关系一波三折，声称“新型战略关系”有之，剑拔弩张亦有之，从来没有过“风调雨顺”，最终还是要坐到谈判桌上来。骤然变暖的权宜性、不时降温的必然性和冷暖之间的相对性，几乎成为俄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俄美领导人在逞强好胜的同时，也不乏谋求与对方改善关系的用意。2014年1月17日普京在索契接受媒体采访时，讲了一大段谋求和美国改善关系的话。奥巴马何尝不想朝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改善美俄关系？他的相关言论，只是时间早晚，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第八，中俄会走向结盟吗？

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紧张的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亲密度进一步上升。普京2014年5月20日起对中国进行两天国事访问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尤其是中俄就长期天然气合作签订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大单，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俄的一系列影响全球的战略合作，引发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敏感反应，于是俄中是否结盟的话题又被一些媒体热炒。

法新社2014年5月18日引述专家的话称，目前俄中两国的政治合作已经达到顶峰，只差签署联盟条约了。日本外交学者网站5月30日刊登题为《中俄正在走向正式联盟吗？》的署名文章，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据俄罗斯《剖面》杂志5月20日报道，俄国际关系学院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认为，中俄能否结成联盟，特别是军事联盟的问题，根本不在议事日程之上。

这里让人记起一些报刊关于中俄是否结盟的讨论。影响较大的是2012年3月10日《环球时报》为一次研讨会开列的标题：“中国不能孤独对抗美国，中俄军事结盟势在必行”。有的说结盟还是不结盟，绝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有的说，中国恐怕要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处理联盟问题。有的说，我们必须要考虑结盟问题，否则在今后的战争当中，无论政治对抗，还是军事对抗，光靠单打对付美国构建的全球联盟网，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这些说法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非议。

应该承认，尽管俄罗斯与美国曾提出构建新型战略关系，中国与美国正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对中国和对俄罗斯采取了相似的“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美国成为导致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俄美关系在较量中发展的主要矛盾方面，从而也促使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

中俄关系的前提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基础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原则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如今形成了被称作大国关系典范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文章转自《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