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及时而充分地利用好意识形态这一纽带，特别是利用“有事两党好商量”这一关系仍在优势，推动两国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去敌化，重点是推动双方在南海争端上的合作。目前，党际关系更多的被我们当成是两国关系的救济手段而不是主动的政策工具，我们应通过党际交流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形势，然后推动双方在安全争议问题主动达成一些合作与协议。以前有过一些类似努力，但可能还不够充分，且在路径与目标缺乏长远的整体设计。中越关系要在安全领域去敌化，就必须就南海合作开发甚至是主权归属解决方面达成具体的协议，或是建立某种有效的管控冲突的制度化安排。我们应该利用中越关系中意识形态纽带仍在的优势，尽早、有力、充分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一旦连这个纽带都不在了，那么中越关系乃至整个南海局势，可能都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在近来的中越关系中，再次见证了意识形态这一重要但又脆弱的纽带的作用。面对981平台进驻、越南国内反华示威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特使来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中越关系。

相对来看，意识形态纽带已成为维持中越关系稳定最为有效的桥梁。尽管中越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但在越方看来，这种联系产生的主要是“北方入侵”的记忆。安全更不必说，利益重大的南海争端几乎使双方再次撕破脸皮（1988年已经在海上打过一次）。经济方面虽然越南对华依赖甚重，但在安全上对华对立的情况下，它对华的依赖越多，恐惧也就越多。此次反华示威后越南表示要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就反映了这种恐惧。

只有意识形态使双方站在同一战壕，那就是维持共产党的领导，抵御美国的渗透。但是，这根纽带目前有变弱之势。前不久传出消息，越南军队和警察部队的20名退休高级官员发表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越南政府公开中越两国在1990年成都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内容。考虑到那次会议是中越关系由当时的实际交战状态走向正常化的关键转折点，发表这封公开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越南对华政策的质疑。

还有人注意到，这封信的对象是国家主席张晋创和总理阮晋勇，而不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越共60多名老党员曾向越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要求“放弃社会主义，不再依赖中国”。很多人相信，在越南国内存在亲华与亲美派的斗争，亲华派更多地主张共产党领导，而亲美派则似乎乐意看到更多的非社会主义。

考虑到越共党内历来就不像中共党这样权力集中，党内多派本是常态。但是，如果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从阿拉伯之春到缅甸选择改革道路，以及越南国内近些年来的改革态势，不排除亲美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有日趋坐大、甚至导致越南政治体制完全改变的可能。那样的话，中越关系中的唯一有效联系纽带可能都将失去。

考虑到这一长远的政策背景，中国应该及时而充分地利用好意识形态这一纽带，特别是利用“有事两党好商量”这一关系仍在优势，推动两国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去敌化，重点是推动双方在南海争端上的合作。目前，党际关系更多的被我们当成是两国关系的救济手段而不是主动的政策工具，也就是说，等到双方关系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就想到通过党际渠道来沟通或缓和。而不是反过来通过党际交流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形势，然后推动双方在安全争议问题主动达成一些合作与协议。以前有过一些类似努力，但可能还不够充分，且在路径与目标缺乏长远的整体设计。

中越关系要在安全领域去敌化，就必须就南海合作开发甚至是主权归属解决方面达成具体的协议，或是建立某种有效的管控冲突的制度化安排。我们应该利用中越关系中意识形态纽带仍在的优势，尽早、有力、充分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一旦连这个纽带都不在了，那么中越关系乃至整个南海局势，可能都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