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外交才是属于“大国”的外交？对于正在进行外交转型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对外关系维度，大国身份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其拥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选择权。即大国能够抵抗国际干涉和压力，更有效地推进本国利益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大国还应能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推动国际事务的解决。简言之，就是既能保证“走自己的路”又能“大有作为”。这两条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却很难。

国际干涉和压力是不以本国意志为转移的，但国家行为受其影响的程度，则更多地取决于领导层的能力和信心。从改革开放起，由于“融入”和“学习”的心态占主导，中国一向是格外在意国际压力的，以至于往往被自己评估的国际舆论成本束缚了手脚。中国之所以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长时间地弃权，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不愿开罪任何利益相关方。类似的，中国之所以在本世纪初接受了以“非强制”为代表的东盟（亚细安）地区规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减轻“中国威胁论”，塑造睦邻友好、尊重国际规范的国家形象的考虑。但是，牺牲对外行为自主性来换取国家形象，显然并非大国的做派。在利益和形象发生矛盾时，大国往往选择前者。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其所处的内外环境都发生着变化：首先，更大的能力意味着更多的利益诉求，中国面临着如何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的问题；第二，更大的能力意味着更强的自信，中国领导层对国际批评的抵抗力在加强；第三，更大的能力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在许多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就不能解决的时代，“无为”已经不再是成本低廉的政策选项。

中国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更加坚定了。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表明，东盟国家用“非强制”规范“社会化”中国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同时，中国的以“搁置争议”为代表的无条件的睦邻外交也正趋于终结。东盟国家和中国毕竟不在同一量级，中国接受东盟规范的管制，是不符合大国行为逻辑的。因此，中国在南中国海更进取的行动，应被视为对过去不正常的南中国海互动模式的纠正，只是东盟国家还不愿接受这种改变。

从舰艇远洋训练的常态化，到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对外行为的自主性正在增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主性”与“进攻性”的区别。说到底，中国正在采取的上述对外行动，均是被美国等西方大国所广泛采用过的。西方社会之所以对中国草木皆兵，主要还是不习惯一个以同样的大国逻辑行事的中国。

中国对于自身道路的自信也在加强。在政策制定时，中国政府已能贯彻独立自主、拒绝妥协的大国作风。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问题上坚持立场，就是因为其相信，对香港的强硬政策纵然可能带来些许声望上的损失，但也只是皮外伤而已。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反垄断运动，也体现了其对待外国资本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反垄断对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不过是对外资一直以来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的纠正。而促使北京下定决心的关键，还应是其对自己的市场掌控能力的自信。

显然，对于正在建构与西方大国相平等的大国身份的中国而言，处世之道的转变尤为重要。中国就自身事务与国际相协调的时代正在过去，“走自己的路，休管他人评说”将成为中国的新行为模式。

如果说中国正变得更有能力和信心来“走自己的路”的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还远远不足。“不当头”这一外交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建设。从实践来看，中国一直习惯于通过“间接领导”，来推动地区和全球治理进程。在东亚合作中，中国一直维护东盟的领导地位，自己则通过支持东盟的方式实现间接领导。中国的这种偏好，在金砖集团（BRICS）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经济实力在金砖国家成员中鹤立鸡群，中国仍十分执着于维护五个国家的团结和协作。与突显中国地位的中美共治体制（G2）相比，中国显然更青睐于作为一个更大的集团的一员来发挥作用。中国的这种间接领导模式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缓解世界对中国领导力的需求，和中国缺乏领导信心之间的矛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若想真正发挥有效的国际领导力，则必须做好在未来“当头”，甚至“单独当头”的心理准备。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转型”和中国的“大国化”将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主题。对于中国而言，她将练习做一个既能“走自己的路”，又能“大有作为”的大国，从而在对外行为上更加独立自主，也更加积极。对于世界而言，能否习惯于同以大国逻辑行事的中国友好、平等地相处，将关系到国际关系是向合作还是对抗方向发展。

（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