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问越南，并将访越视为职业生涯中的亮点；作为朝鲜公布绑架日本受害者报告的回报，朝鲜要求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进一步放松对朝制裁，朝日关系快速回暖。这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关，但是却凸显了一个事实：东亚冷战的意识形态阵线已经彻底成为历史遗产，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小国”再次成为撬动东亚格局的支点，这就可能会像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样。

在阵营已经瓦解的东亚，中国的周边外交原则与美国的机会主义的“补漏”政策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回旋空间，而小国的有效回旋则会让地区局势充满更多变数。

那么对于中美日这样在东亚格局中仍在角力的大国，朝鲜和越南是谁的支点国家？

朝鲜与越南分居东亚的南北两端，欧亚大陆伸向太平洋板块的两个支点，其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分别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成为撕裂美国社会共识的导火线。而美国打这两场都有共同的诱因，即遏制共产主义主义向南扩张，防止在东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此后东亚的发展则证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要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美国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美苏的核军备谈判逐渐展开。

意识形态的纽带的牢固性还是有限的，冷战结束之前，中越就爆发战争，而“敌我”的概念已经重组，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也是波折起伏不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越南并不是中国的支点国家，反倒消耗了中国大量的战略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思历史，或可得出以下教训：

其一，朝鲜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家，朝鲜直到近代一直是中国铁杆的朝贡国（至于朝贡是为贸易而来，另当别论），从朝贡的等级关系向现代的同盟体系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那就是责任取代友谊，不计成本的朋友之情终归抵不过利益的算计。同盟体系的主体是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需要划定各自的责任与权利，但是等级式（家长式）的关系中并没有这种责任的划分，大国与小国之间毋宁是一种购买忠诚与服从的关系。

其二，冷战期间，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关系的纽带在形式上超越了国家关系，但是这些国家都需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而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合法性资源，民族主义是对等级式国际关系的否定，尤其是曾经的帝国征服的历史都会被重新钩沉出来，作为民族认同的资源，无论越南还是朝鲜都对中国保持戒心，甚至敌意。

其三，朝鲜、越南虽然是“小国”，但是一直心怀强国之志，并不甘于做大国的棋子，也在事实上抗拒“支点国家”的身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棋手国家，参与大国的博弈之中。

但朝鲜和越南的近况反差则甚大，访越的美国高官络绎不绝，而朝鲜则仍处于被制裁和孤立之中。美越关系在最近两三年内突然热络起来，2012年时任防长的帕内塔访问越南，并且到金兰湾一游，2013年国务卿克里到访，今年则是军事主官邓普西到越南，次一级的官员、议员到越南也是家常便饭。美国政府也在考虑放开对越南的致命性武器出口，这使得两军合作已经推进到破冰的前夜，越南大有成为美国的“支点国家”的架势。原因大体有两点：越南可以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有力棋子，而越南可以以美国为靠山增强对华博弈的筹码；而越南政治改革的进程以及承诺“感动”了美国，尤其是越南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美国倡导的民主、法治靠拢的时候，“敌友”的阵线会很快模糊化。

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朝鲜却没有越南那么游刃有余，几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彻底成为东北亚的孤儿，近期日朝接近应该是非常态下的权宜之计，日本安倍政府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与中韩不和，东北亚的外交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朝鲜就成为安倍的突破口，同样处于孤立之中的朝鲜，就有了抱团取暖的需求。在目前的制裁框架之下，日本只能解除对朝鲜的单独制裁作为朝鲜在人质事件“合作”的回报。至于因朝鲜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而采取的国际制裁，日本很难有所突破，而朝鲜希望从日本打开制裁的缺口，声称发射导弹并不是针对日本。换句话说，朝鲜还会继续发射导弹，但不是以日本作为威慑的目标，那朝鲜的目标是谁呢？朝鲜的中短程导弹根本到不了美国，那它的目标是韩国，中国？最近中国政府将11名“脱北者”转交给韩国，而中国也是对朝国际制裁中的关键一员，扎紧制裁的铁桶，迫使朝鲜弃核。假定朝鲜最后就范，中朝关系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步中越关系的后尘。显然，朝鲜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支点。

越南与朝鲜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也是冷战在东亚的“热战场”，而现在越南已经变成了中美博弈的风向标，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楔子，拥核的朝鲜并不是中国可靠的朋友，越南的经验似乎证实，朋友一夜之间可以成为敌人。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之下，越南和朝鲜可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小国玩弄大国也并非不可能。美越关系热络，朝日关系趋缓，人们第一反应或许就是“围堵中国”，但在东亚目前的权力结构之中，围堵有相当的难度，就像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首先要划清敌友，现在的东亚很难出现阵线分明的敌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既有的意识形态阵营已经彻底瓦解，此前东亚地区的敌友也出现转换，比如中越战争、中苏冲突，但是那都是在两大阵营尚存的情况下出现的调整。但美越在1995年建交之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既有的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着美国对中国、越南等国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褪色意味着地区合作缺少了理念的支撑，东亚地区尚未出现一个可以界定地区特质和未来图景的国家，就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东亚地区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稳固的地区合作需要共识与理念的支撑。在儒家文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后，东亚地区缺少主导性的共识。经济合作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持久性的纽带，但经济合作终归是有限的，深入到金融货币领域还是要依靠价值观念的认同才能推进下去。

冷战曾将东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了多次内部冲突，多边安全机制根本没有可能；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采取了双边结盟的方式，与欧洲那种多边安全机制大有不同，双边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庇护与附庸关系，不像美欧之间更多的基于一套透明的程序建立同盟关系。东亚这种破碎的双边同盟安全体系使美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也鼓励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做法。自希拉里在东亚外长论坛中提出重返亚洲之后，美国的机会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纠纷之际，美国便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越关系在几年内急剧升温就是证明。

美国这种补漏与钻空子的做法并不能重塑东亚秩序，因为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已经分层且互相交错，敌友难分，这显然也是美国机会主义的产物。首先，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朝鲜除外），在产业连接上相互依赖程度很深，虽然中日、中越关系时有紧张，但是产业的合作依然继续，越南在南海与中国有纷争，但是其进口极大依赖中国，尤其是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越南很难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其次，经济增长一直是东亚的亮点，而现在中国已经展现出重构东亚经济合作网络意愿，亚洲投资银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远景规划都将为周边国家带来红利，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占优势。相比于TPP的高大上，RCEP可能更适合东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领土争端方面，美国试图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构建敌人”，但是又不愿意为这些小弟的“冒进”、“鲁莽”买单，乌克兰、中东的危机已经显示出奥巴马在外交的笨拙，最近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依然无法掌控一切。1993年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断言，在21世纪美国当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了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都不算。20年前的断言现在尤为恰切。奥巴马坚定地相信美国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责任，但是“领导”并不意味在已经漏洞百出的东亚安全百衲衣上再挖洞，而是要做一件新衣服。

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纷争也是这种变革的不适应症，而周边小国同样也有不适应症。去年中国历史性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对目前周边局势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既往外交欠账的弥补。

一定程度上，在机会主义的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周边外交调整之下，东亚格局中的小国不再是无足轻重了。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