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定势（thinking set）是指一些知识和观念通过扩散与积淀等机制作用于认识主体，使认识主体的内心产生与其相似或相符合的思维方式、认识内容和心理预期与偏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自上而下和学界自下而上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大陆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思维定势，主要有：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外交为经济服务论。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面对当时中国外交的困难局面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在几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当时的中国不仅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并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本文认为，“二十八字方针”堪称上述思维定势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根源。这些思维定势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目标、实质与趋势。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这一关键外在条件的变化，这些思维定势是否还能准确反映并帮助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有了反思和讨论的必要。

本文认为，中国外交政策自2010年夏中日扣船事件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一调整持续三年多，终于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这次由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如下：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习近平主席总结指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有了方向性和原则性调整，甚至是吹响了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号角。在这个背景下审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就显得非常必要。

思维定势有其形成期、稳定期和转换期。一种思维定势未来会如何转换（被另一种思维定势所取代或者被弱化）的关键因素是思维定势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从钓鱼岛撞船事件到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国外交政策一直在进行调整。这使国内研究界对未来外交转型的方向与力度产生越来越多的争论，这导致一些思维定势发生了松动。今后这些思维定势如何转型，将取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界如何解读“二十八字方针”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精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解读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之间的关系。如果主流观点是继承为主，创新为辅，则未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被认为是战术性的，那么对于上述思维定势就应采取坚持为主、调整为辅的方针。如果主流观点是创新为主、继承为辅，则未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被认为是战略性的，那么对于上述思维定势就应采取放弃或弱化的方针。

虽然这些思维定势的转换进程刚刚开始，转换方向尚未最终确定。但本文作者大胆预测，上述思维定势基本上无法与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契合，在未来十年之内，它们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乃至消失。本文作者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对习主席讲话精神的解读，并认为这一讲话是对“二十八字方针”的超越，从2013年起的未来十年，中国外交政策将进行战略性调整，其变化是方向性的而不是程度性的，预示着中国外交全面转型的开始。这些思维定势赖以存在的政策基础将逐渐消失，因此，它们亦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奋发有为将代替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习主席在讲话中通篇没有提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是代之以“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提出“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因此，今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将是奋发有为、与时俱进和积极主动。即使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存在继承关系，那它继承的将是有所作为，而不是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适合的对象不一样，前者是适合弱国执行的政策，而后者是适合崛起大国执行的政策。

实质性结盟将代替不结盟政策。大国长期不结盟是违反历史规律的。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不结盟只会使自己陷入由守成大国的制衡同盟网络之中，徒增自己的安全压力。以往中邻之间的安全合作都是为多边安全合作为主，比如，中国参加了东亚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六方会谈，等等。这些安全合作机制现在都存在“光说不做”、止步不前的问题。虽然它们仍有可改进的空间，但对中国来说，深化安全合作恐怕要转换思路，另辟路径。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深化中国与邻国的安全合作，恐怕不能单纯理解为深化多边安全合作。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从双边安全合作入手，以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虽然中国公开放弃不结盟政策有困难，但并不妨碍中国在外交实践中推动某些中邻关系向同盟方向发展，并对此种关系冠之以另一个称呼，比如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根是安全。两国或多国之间如不能在政治和安全上互相帮助，它们的命运就不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命运共同体就无从谈起。

引领它国将代替不当头政策。不当头是一个适合弱国执行的政策或者是一个“示弱”的政策，这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实力地位了。在经济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策设想，哪个不需要中国当领头羊？在安全合作领域，中邻安全合作恐怕需要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做出更多的姿态，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邻关系将代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次座谈会表明，周边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美国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广义上的邻国，即中美关系是中邻关系的一部分，那么中美关系这个“部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邻关系这个“整体”。可以预计，当日后美国与其亚太非盟国发生矛盾时，中国支持非盟国的可能性大于支持美国的可能性。中邻关系地位的上升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一国的崛起首先是在本地区的崛起。如果它不能在本地区构建一个有利于己的秩序，那么舍近求远地企图搞好另一对关系是本末倒置，只会事倍功半。

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成为超级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新鲜的提法，但中国对国家复兴到什么程度讳莫如深。所谓超级大国就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对应于单极）或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对应于两极）。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或不需要复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中国政府以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复兴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已经是“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多强之一了。今后争论焦点不是中国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在2012至2049年之间的哪个时间段成为超级大国，中国最快进入超级大国的门槛会在哪一年？

“外交为实现民族复兴服务论”将代替“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阶段性战略，适合于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利益的短板的时代。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根据习主席的讲话精神，我们认为，今后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民族复兴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以国家实力地位的提升为指标，后者是以GDP和人均GDP的提升等指标。

另外，习主席提出的“新型义利观”也是对“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的超越。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各种利益的排序不一样。“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将经济利益排在第一位，而“新型义利观”认为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地位高于经济利益；因此它要求中国在必要时要敢于舍利取义，也就是放弃经济利益而维护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

这些思维定势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在中近期内还会对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读。比如，韬晦论会使部分学者形成浓厚的和平主义思想，以为只有搞好双边关系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论”会使部分学者认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近两年来，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一些日本问题专家在分析中日关系走向和中国对日政策时含有和平主义和经济导向外交的思想。本文认为，和平主义和经济导向外交的思想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对日政策的解释力将持续降低。中日关系恶化的主因是中日结构性矛盾在特定情况下的激化，钓鱼岛问题首先是被日本政府然后是被中国政府所利用，以作为战略竞争的棋子。寄望双方缓和甚至超越钓鱼岛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寄望通过经贸关系来维持中日关系大局怕是误读双方的政策。实际上，中日双方的政策都是强调政治和安全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并且都认为斗争比合作对自己更有利，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双方都在把中日关系破坏到可控的程度之内。

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领域，有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开始弱化。比如，在朝核问题上，部分学者已经不主张中国基于韬晦论而扮演一个中立斡旋的角色，而主张中国以一个“利益攸关者”的身份积极介入。

（徐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杜哲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本文节选自《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转自《国际政治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