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共识网和中国海洋局国观智库联合举办的“越南的南海策略和中国的应对”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发现研究美国和日本的学者有一个特点，越研究美国、越研究日本就越亲美越亲日，我不知道研究其他国家的学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特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中美关系是所有外交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这在政策实践中尤为明显。中国认为只要对美外交搞好了我们一切都解决了，如果对美外交搞坏了，一切问题都没法解决，但是近几年来发现这是有问题的；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相信来自美国的观点，认为美国人说的很多都是有道理的。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的声音对中国一部分学者的影响也很大。现在美国智库和政策圈里在南海争端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很少有说中国好话的，大都是批评中国的声音。有一些比较理性和专业的学者，在这个话题上是边缘化的。

我认为在南海争端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把美国的因素看得过重了。一个事实是美国正在相对衰落的过程当中，这体现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说的话和做的事情。比如说最近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上，哈格尔把话说得特别狠，我们国内的媒体没有报他的原话，但是他说得非常狠。一个大国把话说得这么狠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它力量趋弱的表现。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近几年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奥巴马政府本身的问题，还是美国的战略问题，美国是处在一个全球收缩的过程当中。虽然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但是我们看到它在亚太做的事情都缺乏实际作用。虽然美国说军事上要在亚太有更多的部署，但是我们看到只是更多的军事联系，所谓的军事合作和军事交流，在具体的海洋争端上，比如中国南海的海洋争端上，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我不是说美国现在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怂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下面说一下美国这次对中越西沙冲突的反应。首先是政府的反应，我们看字面上的意思和以前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对岛屿和海域的归属不持立场，反对暴力解决，反对中国的挑衅行为。美国经常批评我们的南海政策，比如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是模糊的，九段性内涵不清楚等等。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战略在南海争端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美国对南海争端的政策也是近些年才开始介入和研究的，以前这些事美国是不关心的，或者说由于冷战时期，它对这个没有足够的重视。二是我刚才说到的，美国说要对亚太地区有更多地力量投入，实际上做的很少。我们看到上次奥巴马政府的关门危机、缺席东盟峰会、说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没有来，说明他受国内问题的影响，在关键时刻很难顾及亚太地区。而且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在介入时也要考虑平衡与中国的关系，所以说美国的南海政策一定是充满矛盾的。

除了政府的反应，还有美国主要智库的态度。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决定了一些主要智库的研究人员对决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在近几年南海争端中，美国主要智库对中国南海政策都是持批评的态度，在这次中越西沙争端中，美国的智库研究人员讲到一个疑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与越南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些猜测，下面我会提到。

下面介绍一下美国这几年对于南海争端态度的变化。

首先是语言的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美济礁事件”之后，克林顿政府发了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就是要求中国不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和平的解决争端，也仅仅是这几条。但是我们看到从2009年，尤其是2014年开年以来，它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强硬。我就不细数了，包括国务院的各级官员，包括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在批评中国。批评中国什么呢？最公开的就是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严厉批评中国威胁航行自由。我发现美国现在就南海争端批评中国的特点就是：不管中国做什么，不管这件事上中国有没有道理，或者说东南亚的南海声索国有没有挑衅，美国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以大欺小。中国只要采取一些措施维护南海的权益，不管你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道理，美国就会批评我们，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了。

第二个变化就是行为的变化。美国这几年重返亚太，我们看到的就是加强军事联系，甚至还有TPP。美国确实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各种合作，比如说增加了和东南亚国家和亚太国家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包括和越南(不是它的盟友)也增加了很多军事交流，他给菲律宾直接提供军事援助。我们看到这些做法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的争端里面，他提供的这些援助是没有用的，就是说他没有采取在具体争端上倾向性的军事行动。美国智库很多学者也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到现在也没有改。他这么做的原因，在他们国会研究局一份报告中有所解释，因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有问题，他要让东南亚国家自己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所以他提出军事援助，加强军事合作都是这个原因，美国希望成本是分担的，他不能直接来做。

第三，美国内部政策讨论的变化。我关注了一下近几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院有关南海争端的一些听证会。我总结了些特点，首先是次数异常频繁，我以前很少看到美国就一个具体的问题不停的召开听证会。再就是这些作证的专家，比如说我们要提政策建议也要摸一下政府的政策走向，美国国会请到的这些专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硬的风格。不光是强硬，甚至充斥着不理性的、非专业的声音。比如说我经常看到有一些美国专家，他们的各种文章和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南海争端，提到九段线问题，如果这些报告他们拿来给我们的海疆专家看，他们会觉得好笑。我刚看到有一个美国海军学院的专家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美国应该加强和东南亚国家关于国际法上的合作，他说在南海的岛屿争端里面，恐怕只有台湾占的太平岛算是岛，可以享受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剩下的都不算。现在在美国的智库里面，炙手可热的政策分析专家里面，很多都是这种非专业的声音。只要是强硬的声音，他们在国会里面就有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点。

第四是南海争端里面有美国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虽然在南海权益争端上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但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关注点，就是海上自由航行，这是他们提的最多的。关于海上自由航行我们都知道，他们和我们有不同的概念，他们认为自由航行就是他们的海上力量可以在专属经济区和公海里面自由通过，自由地进行任何活动。我们认为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他们的军事活动要受到我们一定程度的管制。在这方面我们两国的分歧已经显现出冲突的潜在风险，例如去年中美军舰险些相撞。总体来说，我们没有必要把美国因素在南海争端当中看得非常重要，但一定要重视美国的重要关切，需要建立两国海上力量的军事热线，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以后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中国的策略选择是什么？首先我认为，不管这次我们在越南的这个事情上时机选择的对与错，选择的这个对象对与错，但是我们已经做了，所以当下一个好的策略就是继续做下去，不但要做下去，可能还要扩大现在油井勘探的作业，或者是提供更多的军事保护，这样越南可能会知难而退。还有一些后续的策略，比如我们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这次西沙石油勘探的说明，我们的联合国副代表已经向潘基文提了，要求把我们的说明散发给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觉得不够，因为越南也提了，我们要做得比他们多。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邀请美国、欧洲、俄罗斯的公司进行合作开发，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利益多元化，让美国、欧洲、俄罗斯也会考虑到他们在这一地区商业公司的利益。我知道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因为越南的阻挠，我们做了几次，包括外国的公司，我们自己都退了。我们以前退得太多，这次我们不要退。

南海争端其实是分三个层次的：一是我们与周边这些南海声索国直接的争端；二是我们与这些区域外的大国，比如说在这一区域有各种各样利益的，如航行自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区域外大国的一些矛盾(美国、俄罗斯，甚至包括印度，还有欧洲国家)；三是中国与东盟里面和中国没有海洋争端的国家。这三个层次当中，我认为应该把美国放在最低的一个层次，而把与周边东盟国家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里面。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我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美国不会在海洋争端里面，尤其是岛屿和油井这些争端当中采取切实的军事上的措施，所以我们不必要把它放在第一个层次上。我们过去的外交和对外关系研究一直有一个思维定势。只要我们和周边国家发生利益争端，只要采取强硬一些的手段，那么我们的形象就好不了。而实际上即使我们不做这些事情，他们对我们的印象也不一定好。中国即使在海洋争端中妥协，也无法根本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现在应该退而求其次，把我们短期能夯实的利益做实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