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将于25号举行总统大选，这是决定该国未来局势和走向的关键一环。吊诡的是，俄罗斯却选择了“缺席”。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21号表示，俄罗斯高层决定不派观察员监督乌克兰总统大选。俄方认为，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停止乌克兰的流血冲突，如果乌克兰很多地区不参加投票，那么很难将这一活动称之为总统选举。

显然，“很多地区”指的正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继原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之后，5月11号，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同样以高投票率和压倒性多数通过独立公投。尽管乌克兰临时政府和西方国家都宣布此次公投“非法”，但这一结果仍然清晰地表明了这两个乌克兰族占人口多数的大州对于2013年11月以来的所谓“欧罗迈丹运动”（Euromaidan）的强烈不满。但是与“克里米亚模式”不同，在公投前普京一度呼吁顿巴斯方面推迟公投，而在公投结果揭晓后，俄方也未在第一时间予以承认并接纳其加入联邦，而是继续呼吁基辅与顿卢两州做和平的谈判。

同样是“数人头”，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选举和两次公投的态度大相径庭，这实际上是由普京的乌克兰战略决定的。那么这一战略遇到了什么挫折，最终是否能实现？

一、亚努科维奇的“三起三落”与俄罗斯建立关税同盟的失败

乌克兰原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十年政治生涯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即总是以民选方式获得选战胜利，但又总是被对手以非常手段推下台去。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本已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结果尤先科集团立即发起所谓“橙色革命”，以街头政治方式迫使选举结果作废。在2006年议会选举中，卷土重来的亚努科维奇和地区党又获得议会多数并一度出任总理，但尤先科不惜以调动军队进入基辅施加强大压力，最终迫使议会重选，地区党再度沦为在野党。在2010年总统大选中，亚努科维奇再次当选，但时隔三年又被对手以接近暴力革命的方式推下台去。

这种政治起落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剧变后的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的无力。虽然苏联遗留的庞大核武库和苏军在二战时期打出的赫赫军威仍然可以让俄罗斯避免和西方国家的直接武力对抗并确保自身的安全无虞，但在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却随着国力衰落而消散。特别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塞尔维亚本身是斯拉夫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几乎所有战争中都同俄罗斯加入同一阵营并肩作战，但叶利钦集团竟坐视贝尔格莱德遭受轰炸，这既给亲西方势力壮了胆，又给其他斯拉夫国家提了醒。因此，自本世纪以来，乌克兰政坛迅速从库奇马和西蒙年科这两大亲俄势力内部在政治立场上的左右之争转变为亲俄与亲西方势力之间的东西对峙。

在这种背景下，普京不顾俄罗斯国力上的虚弱，拉拢乌克兰加入其主导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就直接引发了这场持续半年仍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俾斯麦以关税同盟为基石，先经济后政治，一统德意志成为欧洲一霸，这样的殷鉴不远，普京试图依样画葫芦，将乌克兰纳入关税同盟，从而逐步实现一统“三俄”（乌克兰又称“小俄罗斯”），重建大国的政治野心必然会引起西方的警觉和战略上的遏制。于是，去年11月乌克兰入盟之日成了基辅造反之时。有着西方支持的西乌克兰势力直接使用了武力方式夺取政权，而亚努科维奇政府却由于西方的“双重标准”很难施展强力手段平息局面，只能去国远走拱手让权，事实上也给普京的“苏联梦”划上了一个句号。

二、俄罗斯转而追求乌克兰联邦化的战略目的

由于普京的乌克兰战略受到西方的强大遏制，俄方只能尽可能的在失去乌克兰的既定事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试图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因此收复克里米亚成为必然选择。因为“二月事变”后上台的临时政府已经表达出向西方“一边倒”的坚决态度，同时5月选举的历次民调也显示任何亲俄势力都不可能当选总统，这样一来，叶利钦和库奇马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驻军的协议很有可能被乌方撕毁，俄罗斯只能在克里米亚存在驻军且民意可用的有利局面下迅速收复半岛，以确保黑海地区的战略安全。

而在顿巴斯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则与克里米亚有着根本不同。从战略位置上看，即便吞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只能使俄罗斯的西南边境向西推进二三百公里，远没有深入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来的重要。从人口构成上看，假如两州脱乌入俄，乌克兰族人口将上升到全乌人口的84.7%，而俄罗斯族将降低到10.4%，这样一来就会使乌克兰在事实上从乌俄两族并存转变为一个乌克兰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失去了这两个占全乌人口七分之一的传统亲俄大州的掣肘，乌克兰在西化道路上也再没了顾忌（观察者网编辑注：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详见观察者网制作的“乌克兰最新局势图解”）。此外，从经济上看，区区200多万人口的克里米亚半岛已经让俄罗斯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口多达700多万的顿巴斯地区福利的提升和经济的转轨都需要数倍于克里米亚的巨大财政投入，而连续兼并的做法又势必引发西方国家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这对于近年来并不景气的俄罗斯经济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代价。

因此，尽管在武装冲突中俄方给予两州的东南民兵组织尽可能的帮助，但在两州入盟问题上始终是顿巴斯方面剃头挑子一头热。而俄罗斯方面对东南民兵组织一直以来的称谓，即“联邦化支持者”（pro-federation），早已表明了俄罗斯的态度，即在通过乌克兰内部亲俄势力三度试图控制全国政权而未果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将单一制的基辅当局彻底打碎，寻求一种“联邦化”的次优解。与直接吞并顿巴斯地区的激烈做法不同，追求乌克兰“联邦化”的有限战略目的反而能够给俄方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中央层面看，根据民主政治的惯例，联邦制国家基本上都会将议会制度从一院制转变为两院制，新组建一个由地方代表组成的权力巨大的参议院，并赋予各联邦主体在重大国内问题上的否决权。对于国内矛盾突出的乌克兰而言，将来的联邦政府势必会由于东西部之间的相互否决而难有作为，在加入北约、欧盟等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上，也会由于一致意见难以达成而面临搁浅，于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就会转变为事实上的邦联制。

从地方层面看，由于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产业布局，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工业沿用苏式标准，主要就是为俄罗斯的企业做配套，同时又通用俄语。这就意味着对这些地区而言，经济和文化上强势的莫斯科比基辅更为重要。早在苏联时代当地的中央企业就习惯了越过基辅直接去同莫斯科打交道，一旦给予他们更大的自治权力，无非是让他们延续早已驾轻就熟的行为方式，从而在实际上形同俄联邦成员。

三、俄罗斯以退为进寻求乌克兰危机外交解决

为了达成乌克兰“联邦化”的战略目的，俄罗斯在顿巴斯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让步的举动。早在公投前，普京便建议顿巴斯方面推迟公投时间，并主动将俄军从乌俄边境撤退。在公投后，俄方也未对两州予以接纳，而是继续呼吁对话与和解。近日，在顿巴斯地区有着深厚影响力的寡头艾哈迈托夫更是指使属下的钢铁工人驱散民兵武装接管当地城市。这种类似于文革时期“工宣队”进驻以缓和局势的做法没有普京的默许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系列让步都表明，俄罗斯更多的是把东南民兵武装和顿巴斯两州公投作为同西方和基辅讨价还价的军事和政治筹码，寻求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解决。

对西方国家而言，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本身内部就不统一。特别是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国内经济低迷不振的情况下，根本不想为美国火中取栗去承担经济滑坡的风险。因此，虽然欧盟表面上一本正经的列着制裁清单，但另一方面却是施罗德、贝卢斯科尼等德、意前领导人频频发表亲俄言论为局势降温。于是，俄罗斯的让步姿态实际上就给了欧盟一个台阶可下，欧安组织提出的以“停火—谈判—选举”为主要步骤的路线图实际上也同普京的主张完全一致。这表明大国政治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识。

对基辅当局而言，由于军事行动上的屡战屡败加上极端分子在东南部不断制造的针对平民的暴行，反过来为俄罗斯的战略天平不断加码。随着俄方的让步和战局的恶化，临时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松动。与频频发出一系列好战言论的代总统图尔奇诺夫不同，同属祖国党的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却一再做出与欧安组织路线图相一致的旨在缓和局势的表态，以寻求基辅与顿巴斯方面的妥协。例如，在本月的敖德萨讲话中，他就明确承诺将修改宪法，以实现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并提升俄语地位。

可见，联邦化方案已经成为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途径，同时也是保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最后希望。

四、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钥匙并不在俄罗斯手中

在顿巴斯公投前，普京就驳斥了所谓“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钥匙在俄手中”的说法，从目前乌克兰局势看，情况确实如此。尽管俄罗斯已经同西方达成了共识，但从各方对乌克兰的有限干预来看，大国政治其实并不能完全左右乌克兰危机的走向。今年2月、4月各方达成的旨在缓和局势的两份协议均被撕毁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而是有关各方不断根据局势走向调整自己的战略决策。可见，欧安组织路线图能否执行下去，仍然取决于基辅当局的态度。但是很显然，在基辅方面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从构成上看，“二月事变”后组建的临时政府是一种三党共治的局面，即亲西方的祖国党、民族主义的自由党和自由主义的打击党共同执政。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乌克兰极右翼和新纳粹势力的迅速膨胀。自由党本身是个小党，影响力主要局限于以利沃夫为中心的东加利西亚地区，但是“欧罗迈丹运动”这场街头暴力夺权运动给了这些极右翼分子以表现的舞台，恰恰就是极端分子冲杀在前，立下了头功，这就为自由党在新政府中谋得了重要位置。又由于临时政府难以有效控制军队，就不得不仰仗同属极右翼阵营的“右区”组织非法武装作为其执政的军事基础，甚至于在3月专门组建了独立于国防军之外的“国民自卫军”，成员主要就是由极右翼分子组成。同时，“右区”组织又单独组建了所谓“顿巴斯特种营”，这样，本身由三党构成的基辅政权实际上又下属三支互不隶属的独立军队，不仅在军事上难以协同指挥而屡战屡败，在政治上基辅政权同样既指挥不动国防军，又约束不住极端分子。

即使5月25日的总统大选顺利举行，这种局面恐怕也很难扭转。根据GFK公司本月最新一次民调显示，波罗申科的支持率高达47.9%，相比于季吉普科的10.6%和季莫申科的10.4%优势极为明显，几乎铁定当选下任总统。而波罗申科本身是个成功商人，被誉为“巧克力大亨”，1998年投身政界后数次转换阵营：先是作为社会民主党议员支持时任总统库奇马，但是到了2000年就从中独立组建了团结党。次年参与过地区党组建，但是在年底就倒戈投向对立的尤先科集团。在尤先科任下先后出任过国安委秘书长、央行行长、外交部长等要职，但是在尤先科式微后他又选择与亚努科维奇合作，出任经济部长。但是在“二月事变”后，波罗申科又同打击党结成了政治同盟。从以上那么多的“但是”中不难看出，波罗申科的从政经历伴随着左右翼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数次转换，几乎就是谁得势就支持谁，而毫无政治原则可言。这种经历暴露出波罗申科自身掌握的政治基础和政治资源都极为有限，只能不断依附于强势人物。同时，波罗申科近来的频频表态也反映出他立场的飘忽：一方面提出要实现乌俄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又建议禁播俄语电视，一方面反对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纳入公投，另一方面又建议就乌克兰加入欧盟问题举行公投。这种游移不定的立场能够使波罗申科成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但面对三党共治、三军并存的复杂局面，这样一条“政治变色龙”恐怕很难约束住在政坛树大根深的祖国党和手握重兵的极右翼势力，季莫申科甚至发出威胁，一旦她落选，“乌克兰将爆发第三场革命”。

这样看来，俄罗斯的乌克兰战略能否达成，乌克兰的政治危机能否解决，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乌克兰东西部已经完全撕破脸，任何形式的单一制国家事实上已不可能维持；另一方面基辅的街头政治家们却仍不甘心接受联邦化的出路并继续争权夺利。这样一来，最终的结果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国内局势的缓和以及乌俄关系的正常化，反而是让极端分子继续浑水摸鱼，让乌克兰流血的伤口继续扩大，这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东斯拉夫民族而言，无非是一种兄弟阋墙却共受外侮的两败俱伤局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章转自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