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一度压抑了作为一个大国本身应有的军事力量发展。近两年来从战机到航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建设水平“井喷式”的发展事实上只是被压抑多年的自然释放，是由中国自身规模所决定的应有的安全保障建设。但这一情势的继续扩张无疑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产生冲击，而在这样一段军事力量差距迅速缩小却又未达均势的时期，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戒备将很可能达到一个顶峰，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未来十年期内中美发生试探性军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鲜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

3.中国走向海洋对双边关系的巨大冲击。海洋从来都是美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冷战后美国依靠三条岛链舒适地牢牢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因此当中国应自身发展要求开始发展海洋力量之时必然会触碰到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经，这一点在近期各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关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海洋冲动在美国看来就是对秩序和现状的极大挑战，然而这种对现状的“修正”又是合乎双方力量对比改变的自然逻辑，无可逆转。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海洋力量扩张；但在这段美国的“适应期”内，两国关系势必会在海洋权益方面面临诸多紧张。根据美国当前对中国海洋能力的总体评估，它已经意识到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其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已经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实上是一个“以退为进”的战略，即把第一岛链的对中国防范放手鼓励让日、菲、韩、台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则抽身去经营第二、三岛链。美国前线盟友的大胆闹腾会使得中国疲于应对，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岛链则可以在更大区域内起到对中国海权发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关于海洋问题的争端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之间最为尖锐突出的矛盾热点。

4.中国产业升级与中美关系结构性变化。目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摩擦还主要停留在传统的贸易（包括汇率）和债务等方面，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已经逐渐启动的大规模产业结构升级，这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并已在包括新能源领域在内的众多“未来工业”中得到了初步推行。若中国在未来顺利地逐步实现这样一种宏伟目标，则它将能以其富足的人力和资本生产出从产业链最低端到最高端的所有工业品。届时美国在经济意义上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中国版的“1900年代美国”：其国家规模庞大，制造业能力超强无比，没有明显的工业水平短板，关键还在于双方的经济不再具备多少互补性，而且这个国家之前是依靠美国自愿接受其“数额巨大的不平衡出口”而繁荣起来的。这种终极事态在未来不仅是关乎中美双边关系，同时也是“美国治下”的国际体系中从未有过的大变局。美国当前对中国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冲击表现得比较敏感，其应对方法并未体现出对双边关系做长远和大局考量的成熟理性。去年，华为、中兴、三一等公司在美国发展连续受政治因素阻碍的实例正是未来中美产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5.新空间领域的竞争。除上述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外，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也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现代经济与现代军事的未来发展无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国在这些领域独享了数十年荣耀，但技术扩散的现实使得中国如今也开始掌握了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渐走到了时代前列。在最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表现出了对网络安全和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兴趣，也在这些领域向中国施加了不小压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切实对美国新空间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程度，并事实上已经在网络空间开始了对美的敌对行动。在这些领域由于存在着许多技术与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双方的相互误解其实是比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加困难，而未来的网络世界也因此将会成为中美情报、科技、甚至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战场。

6.两国心理状态的变化。2010年度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已经超出美国，而全球贸易总额也在2012年度超越美国。尽管各方对于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真实性”始终存在质疑，但总体而言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将来是背负着“失去了保持110年的两项全球经济地位标志”的心情同中国交往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人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普遍悲观预期。奥巴马上台之初所许诺的“再工业化”于第一任期内基本没有兑现，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数据上表现有所好转，但市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还远没有重拾。于是，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将前所未有地从一个“领导者”向某种“受害者”心理转变，或是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再如以往那样自信。反观中国方面，国民对于国家力量的成长刚刚有了一番觉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个自信、颇有闯劲的中国遭遇一个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国，将使中美关系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陡增。

7.两国国内社会矛盾及中国社会多元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应当承认，中美两国目前最大的压力更多地是来自于各自国内治理方面，“占领华尔街”人群所怒斥的社会不公在中国同样普遍，民粹主义力量在两国都有上升的趋势和空间。由于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中美两国都缺乏真正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将使得民意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强，加大领导人温和、理性反应的难度。此外，中国社会当前各类思潮交错涤荡，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又使得这些分歧性思想的传播强度和广度都大大提升，社会多元化情势愈益明显，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在对美政策取向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而中美两国政府就这一中国国内的新变化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便很可能造成双边关系中的误解和情绪化因素日益增长。

8.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但客观来讲，中国今天的成功确实使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工业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途径，而对美国而言，“中国模式”的根本挑战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现代化完全不意味着要真正接受美国视之为重要国家利益的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一个模棱两可的“中国模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个性的价值认同很难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继续进步，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忧虑将会进一步加深，从而在深刻的心理层面上对双边关系构成制约。

此外，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边部分国家紧张，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牵扯力度将会加大。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的突显某种意义上可归为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部性不适症。周边部分国家在羡慕、忌惮中国的同时，又想趁着中国“将其未起”之时占点小便宜，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从2010年开始推进所谓“再平衡”战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这些国家的“邀请”。也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当中，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对美国而言，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斩获的对华遏制战术。它通过默许、暗助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麻烦，可以保持一种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的低烈度紧张，以求让中国在疲于应对的同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外交失误或国内情绪失控，从而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质量，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们在对华战略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这一事态就意味着周边国家单方面的对华摩擦与挑衅越来越可能牵动、甚至“绑架”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异常严峻的考验，其问题之复杂恐怕在两国各自的对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中美关系的出路何在

毫无疑问，以上所描述的各种情境确实容易让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面讲到的所有问题都并不是无解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绝非必然走向“宿命论的大国政治悲剧”，这不仅是因为双方都有极力避免一种正式对抗的意愿，同时也因为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双边关系存在着众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两国都能真正行动起来利用好双方的合作基础，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和平、共赢的未来。

具体而言，中美双方的合作至少可以基于三大类客观条件：

1.主体特性。中美两国内部所拥有的一些独特性质并非必然是结构性冲突的本源，反而可以是两国合作共赢、力量融合的内在禀赋。一方面，中美两国不仅是超大型国家，而且都还是文明型国家。可以说两国同样都是兼备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全能冠军型”国家，这不仅指明了双方假如走向冲突将没有“胜者”可言，同时意味着两国的刚性权力竞争有很多时候可以凭借文明的多元性，在功能性领域以多种途径、方式来寻求谅解与合作。另一方面，当下两国民众中存在的政治对立情绪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深刻的文化意义上有着难以调和的固有矛盾。相反，中美两国在社会文化上其实有着不少共通之处，如都是平民社会、都信奉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有较强的文化包容性，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合作与妥协的有利基础。应当承认，两国在很多价值观和思维习惯方面仍然有着诸多不同，但如果两国的文化共性运用得当，则这种差异更可以使得彼此在对方眼中更具吸引力。有的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双方在文化上的互补性，以及在所谓“国家模式”上纠结猜忌的不必要性。

这些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目前都没有被两国较好地运用，而这种从文化内涵上发展出的友好将有利于更加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中美战略层面合作。

2.历史条件。西方的对华强硬派总偏爱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来类比今天的中美关系，但一些很明显的时代事实表明了这两对关系的类比实际上并不科学。首先，中美同为核大国的事实表明了双边关系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冲突来解决。其次，全球工业化和信息科技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民众政治觉醒，使一个大国很难以非和平、对抗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一点对于刚结束伊战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而言再清楚不过。再次，当今时代国际法的制度化程度和约束力远非一战时期所能相比，一个国家假如要背离联合国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制来行动，则其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比惨重的。最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虽然是中美分歧的一大爆发点，但政治层面的分歧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应该停滞，反而使得中美依靠具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来搞好双边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双方在反恐、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等领域同样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当今世界中美两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持续加强，各类全球性问题也只有中美的合作参与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改善。

3.双边条件。中美双方当前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已建起进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础。在经济领域，5300亿的中美贸易总额以及中国1.3万亿的美国国债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确保的经济摧毁”，这种关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合作一途可走，双方乃至全世界都经不起一个中美的“新冷战”。在社会联系上，除了数额庞大的相互直接投资外，两国人民的关系中还有很多良好基础。比如数量庞大的美籍华人，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为中美之间不走向对抗的一大保障。

在政治领域，双边关系基本建成了各个层面的机制化、专业化磋商，这些都是中美关系中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截止至最近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双方已有近百个双边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SAED以及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它们在频率和深度上都应得到两国更大力度的加强。未来中美在大战略层面的合作基础不会凭空产生，只可能是在这些真诚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探讨出来的，这也是双边关系中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大有可为之处。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在“习奥会”中看到的两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强烈政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