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一：遏制

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过程，始终与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政策联结在一起。俄罗斯针对西方的思维虽然屡经变化，但其中一个不变的主题是俄罗斯认为西方在国际事务中并未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以及未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针对西方外交政策的动力，是旨在“为承认而斗争”。

至于在中亚地区，美国非但未满足俄罗斯的“承认”要求，而是以遏制俄罗斯为战略目标的。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所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为俄罗斯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留下了诸多的遗产。即使到了今天，俄罗斯依旧与中亚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美国决策者与学者有清醒的认识。例如，有美国的中亚研究者指出：“如果不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进行分析，那么将无法理解当代中亚”。“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中亚地区像俄罗斯一样拥有众多的利益，以及具有保证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能力”。“权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尽管俄罗斯的权力已落后于西方和中国（甚至可能落后于将来的印度），它仍然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大国，事实上中亚是俄罗斯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可称之为大国的地区”。“俄罗斯—中亚这一体系的权力平衡无疑主导性地偏向俄罗斯，尽管面临许多问题，这一结构性的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改变”。诸如此类的观点，充分说明美国的中亚问题研究者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亚并非美国在冷战后遏制俄罗斯的全部舞台，俄罗斯也非美国在中亚地区致力于遏制的唯一对象（还包括伊朗与中国）。不过，鉴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影响，美国中亚政策的诸多方面以及在该地区所开展的诸多外交活动，不可避免具有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的内容。中亚之所以成为美国遏制俄罗斯的一个平台，除了关于中亚构成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的说法对美国决策者认知该地区重要性产生的影响，还有历史原因。对于前者，有美国学者指出，“欧亚地区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国家和人口、拥有最为重要和最为丰富的矿产与资源储备、最具毁灭性武器的地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冲突出现在欧亚。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圣地位于欧亚。中亚恰恰处于欧亚的中心地带”。对于后者，对于俄罗斯的恐惧始终困扰着美国决策者，而遏制俄罗斯，则是这种恐惧带来的自然反应。如有人指出：“尽管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对西方抱有一种友好的姿态，而且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不过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扩张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截至目前，冷战结束已经二十余年，但美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并未摆脱零和性的思维方式。在中亚地区削弱俄罗斯的影响，构成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战略目标之一。

苏联解体之初，尽管就对俄罗斯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曾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过混乱，但遏制俄罗斯随即成为美国针对新独立国家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历了明显的权力收缩，而且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也曾明确指出，要加强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俄罗斯融合到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目标。然而，对于俄罗斯的示好，美国并未迅速采取行动。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错过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时机。等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接触与扩大（engagementandenlargement）的战略。表面上，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似乎让位给了接触政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Lake）表示，美国应该“将培育民主和市场的宏大目标和我们更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结合起来”。至于更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在中亚地区就是通过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促进中亚各国的独立。在论述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时，美国的中亚学者和决策者习惯使用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爵士关于“心脏地带”的隐喻，认为对于心脏地带的控制，将对美国的全球地位及其海外投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将决定美国在21世纪能否继续主导国际体系。

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美国在中亚地区极为关注的，是对中亚国家的民主的援助和发展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的里海能源出口管线。这明显具有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影响的意图。从安全角度来说，美国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帝国潜力。许多人认为，美国加强与中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关系，可以让俄罗斯克制自己的行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需要遏制中国和伊朗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总体而言，美国鼓励土耳其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让自己耗费大量的资源。那种希望美国与中亚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论点，因中亚国家糟糕的人权纪录而遭到削弱，由此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议，这些争议涉及如何向美国国会、人权组织和其他集团解释这种政策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对遏制战略目标的追求虽然不是非常明显，但已现雏形。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术界和决策者就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就是削弱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扩张，将伊朗排斥出该地区的互动之中，以及抵御国际威胁。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等人认为，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崛起中的严重挑战，需要在中亚实施一种试错性的战略即遏制。因此，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接触和扩大”战略，日益强调政策的“扩大”方面，而“扩大”看起来日益像遏制。因此，在美国中亚政策主要关注里海能源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公开和侵略性地将实力范围与战略触角拓展到俄罗斯撤出后留下的空间。援助项目也开始向有助于拓展美国在中亚地区利益的国家倾斜，比如开发油田和建设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管线、强化乌兹别克斯坦的疏俄倾向等。这些利益都是战略性的，而且源自于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和关切。

根据这种战略，中亚成为美国追求遏制俄罗斯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美国试图拉拢该地区的政府精英，这被视为降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依赖的最有效手段，同时也防止他们倒向中国。相应地，美国中亚政策的主要目标被设定为“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至于会对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脆弱主权构成威胁的所谓“地区性的霸权性国家”，美国所想的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尤其是前者。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认定俄罗斯会对中亚国家的独立构成威胁，并非基于俄罗斯的现行政策，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并未积极介入中亚事务，而是主动从中亚地区撤出其影响力。然而，美国对俄罗斯扩张历史的记忆以及对俄罗斯文化的偏见主导了美国决策者对俄罗斯中亚政策的认知。例如有学者指出：“尽管21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剧变，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的国际角色，但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权力，影响到俄罗斯的地缘角色和精英们关于国家的思考。尽管虚弱的俄罗斯不太可能进行全球冒险主义和提出严重的挑战，有影响的美国政治人士仍然认为，俄罗斯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在塑造20世纪90年代美国针对中亚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和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西方文明家庭之外的成员。为了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主导地位，西方需要维持俄罗斯的虚弱，并将其排斥在西方文明圈之外。他们认为，对于其邻居——包括高加索和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仍是一个威胁。根据他们的观点，俄罗斯越虚弱，它所带来的威胁就越小。基辛格在苏联解体之初表示：“俄罗斯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冲动，就是恢复莫斯科曾经控制的各地区的主导地位”。基辛格反复表示对于俄罗斯经济改革成功的担心：“如果俄罗斯的改革带来俄罗斯静悄悄的渗透——事实上，这是其邻居都极为恐惧的——那么俄罗斯对主导地位的寻求，迟早会引发冷战式的反应”。相似地，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前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任务，就是加强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来反对俄罗斯。他指出：“为平衡起见，西方人既要避免让俄罗斯的西方化者失望，也要避免让他们变弱”。

除了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美国国内舆论对于能否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也持怀疑甚至警惕的态度。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Will）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扩张主义是俄罗斯的DNA”。其他人则指出，俄罗斯在历史上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循环。根据这种观点，俄罗斯精英很有可能走出收缩的模式重新扩张。处理北约东扩问题的大部分美国出版物，都主张遏制俄罗斯可能的威胁，以此削弱俄罗斯对其邻居的影响。像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和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Dole）等人均持这种观点，认为北约东扩有助于遏制俄罗斯的扩张趋势。他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理由让美国考虑来自俄罗斯的可能威胁以及坚信俄罗斯可能重建沙俄和苏联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历史、石油和欧亚主义。它们为美国决策者和研究者认为俄罗斯带来了挑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不仅如此，这三种解释全部集中在里海区域，因为这一区域构成了“资源富裕的南亚和中亚与西方之间的天然沟通桥梁”。

中亚地区构成美国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前沿阵地。当把中亚纳入美国的遏制范围之内，一旦成功，将增强美国主导世界的可能。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德姆（WilliamOdom）指出，美国此前实施遏制政策，主要依靠两个地区，即欧亚一端的西欧和另一端的日本和韩国。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战争，以及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此投放力量，导致美国将中东打造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个区域。他认为，里海地区构成第三个战略区域的延伸，而且由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连接着欧洲和亚洲，因此该地区具有尤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奥德姆认为，美国需要重视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避免在这里出现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当然，除了遏制俄罗斯，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伊朗，这是另一个与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展开竞争的地区行为体。正如199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指出的，“美国不会允许一个敌对国家主宰任何一个对我们利益极为重要的地区”。当然美国遏制的重点仍然是俄罗斯，毕竟在中亚，伊朗的影响力远不如俄罗斯。因此，美国在中亚地区“真实承诺的目标在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把这些地区牢牢整合进西方，并打破俄罗斯的垄断”。然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尽管美国致力于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削弱和遏制俄罗斯的影响，但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有赖于俄罗斯的配合与合作。如稳定塔吉克斯坦局势、应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发能源资源（西方能源公司投资的某些管线需要经过俄罗斯的领土）等。由此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亚地区执行了一种相互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美国致力于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并不愿意明确对抗俄罗斯。

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的首要证据就是发展多元化的能源出口路线。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年开始，美国致力于推进高加索和中亚能源出口管线的多元化。美国宣称，此举既可以增进美国和世界的能源安全，又可以有效保证中亚与高加索国家的真正独立和经济繁荣。但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似乎只是一个幌子。首先，里海地区的能源在美国的能源进口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而里海地区的天然气并不能有效地抵达国际市场，同样不能有效影响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那里，里海能源的储量往往被夸大，尤其是被美国国务院夸大，其目的在于为美国介入中亚提供一种理由或一种合法性的论证。1998年4月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就指出，美国能源部关于里海地区石油储量高达2000亿桶的预测不过是夸大其辞。据前者估计，该地区的石油储量处于250-300亿桶之间，相当于北海的石油储量。不仅如此，美国仅从该地区进口少量能源，中亚石油生产对于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并不大。另外进行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推理，也可以说明能源并不构成美国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优先目标。相对于里海地区，世界上其他的石油生产区并未得到美国同样的关注。媒体很少提及安哥拉、赤道几内亚、东帝汶的石油开发或者南美和西非地区能源管线的发展。有学者注意到，“在墨西哥、委内瑞拉、西非和其他地区发现了新的石油，但这里的石油并未吸引同样的注意力”。原因是，在这些地区“美国并不拥有如此多的竞争对手，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有如此多的大国以及公司在竞争”。

由此可见，美国对里海能源感兴趣，并非能源本身的意义，而在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正如布兰克所指出的：“为了确保实现这个目标（即获取中亚地区的能源——引者注），我们必须致力于让各国政府确立开放市场——例如向美国公司开放（而且不仅仅是能源）——和民主。我们必须抵制那些国家在军事全盘倾向俄罗斯......我们的整体战略目标与军事目标相契合，那就是防止俄罗斯霸权的死灰复燃和出现一种新的伊朗霸权，同时保障美国及其盟友获取核心和关键性的能源资源。”

美国对里海能源的兴趣仅仅是第二位的，美国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打破俄罗斯对中亚能源出口的垄断。这就涉及美国介入里海能源的第二个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前欧亚事务主管赫斯林（SheilaHeslin）曾经指出：“美国不能承担让俄罗斯和伊朗主导里海能源资源的代价，这将让它们在该地区甚至欧洲都具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明显的趋势是，里海地区不仅是西方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同样是欧亚、亚洲和中东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支点……美国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促进一个全面独立、繁荣和安全的南高加索和中亚的出现，并确保它们与强大的邻国维持和平关系，并与西方建立起强劲的关系，这是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之所以关注里海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并积极活动以促进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管线的实现，并非纯粹只是为了保障中亚国家的经济独立与繁荣，更多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对里海能源出口的垄断，以维护其西方盟友的利益和维持该地区各国独立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方能源公司的利益。

在美国决策者和学者们看来，如果中亚国家的大量能源资源因为缺乏石油和天然气管线而不得不受限于俄罗斯，那么它们将不能有效行使独立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中亚能源的平等权利，与确保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一更大的目标密切相关。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中国毗邻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该地区即使没有能源，美国依旧会重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因此，对于美国而言，获得里海地区的能源资源固然重要，但并非美国中亚政策的首要驱动因素。相反，它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其目标就是遏制俄罗斯、中国与伊朗。用布兰克的话来说，就是“反垄断”。这种“反垄断”旨在打破那些致力于削弱中亚国家脆弱的国家主权的力量，“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政策在性质上就是垄断性的。美国的这种反垄断政策，旨在实现美国阻止在欧亚大陆兴起一个帝国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一长期核心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投资，与美国对里海能源的关注一样，“一般被视为加强中亚国家的独立地位，以及防止俄罗斯、中国、伊朗或其他国家压制它们”。

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之一是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美国除了通过能源管线遏制俄罗斯之外，美国在中亚遏制俄罗斯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对此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艾莱恩·M·乔丹（ElaineM.Jordan）通过四个案例来考察1989-2001年间美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这四个案例是：美国对“合作减少威胁”项目的资助、北约东扩、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里海能源管线问题。根据乔丹的结论，美国在里海地区持一种明确遏制俄罗斯的立场。到了21世纪，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的趋势愈加凸显。虽然9·11事件后美俄关系得到了改善，但双方并未彻底消除在双边关系和中亚问题上的分歧。在中亚，美国依旧没有放弃遏制俄罗斯。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驻军玛纳斯军事基地的权利，俄罗斯不久之后即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坎特军事基地，并将驻塔吉克斯坦的201摩托化步兵师升级为常驻军事基地，说明了俄罗斯对美国的防范。当“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兴起时，美国致力于通过政权更迭的手段侵蚀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削弱俄罗斯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尽管西方决策者和研究者尝试将普京打造成“阴谋论”的信奉者，然而美国支持和推动“颜色革命”的倾向却明显不过。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虽然俄美关系正在经历“重启”的过程，但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冲动并未消失，美国对俄罗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各种语言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遏制中国在美国中亚政策中的分量日益加重。有些美国学者甚至建议，美国需要关注新疆问题，以备必要时向中国施压以牵制中国崛起的步伐。如格拉汗·富勒（GrahamE.Fuller）与弗里德里希·斯塔尔（FrederickStarr）就指出：“认为在未来的危机或对抗的情况下，绝对排除中国的对手打‘维吾尔牌’以向中国施压的意愿，是不切实际的”。查尔斯·霍纳（CharlesHorner）同样相信，“新疆问题构成中国结构性的虚弱之处。美中关系一旦恶化，关注这一结构性问题将对美国构成诱惑”。当然，通过干预新疆问题来牵制中国，只有在中美关系恶化到极为严重的情况才会出现。截至目前，中美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既有相互竞争的维度，也有共享利益的领域，双方并未表现出严重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遏制中国仅仅是美国中亚政策的部分内容，并不像遏制俄罗斯那么明显。至于未来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过程、中国新疆局势的发展以及双方在中亚地区利益的耦合程度。至于遏制俄罗斯和伊朗，估计在未来仍将是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主题和战略目标之一。

二、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二：整合

美国在中亚遏制俄罗斯，是与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整合进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同时进行的。不过，对于俄罗斯的整合，是以一个被遏制的俄罗斯为前提的；而对俄罗斯的遏制，则是以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体系为目标的。对于俄罗斯既遏制又整合的双重目标，导致美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及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充满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寻求与西方平等的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渴望融入西方。然而，西方希望以一种二等伙伴的身份接纳俄罗斯的意图与做法，让失望的俄罗斯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身份并修正自己的全球战略概念，并在诸多国际问题上展示出与西方有别的积极、独立、主动的外交政策姿态。俄罗斯仍然希望实现与西方的整合，然而这种整合必须以尊重俄罗斯的平等地位和大国诉求为前提。这样，便导致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与西方希望整合一个被遏制的俄罗斯这一目标相矛盾。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持续互动，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的大国雄心。从1996年普里马科夫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一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展示了与其实力并不相称的大国姿态与外交风范，西方的整合诱饵并未能迷惑俄罗斯，西方遏制俄罗斯的目标自然也没有实现。西方既整合又遏制俄罗斯的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最明显地体现在2011年西方为奖励俄罗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上的合作而将俄罗斯接纳到北约框架中的制度设计中。西方一方面希望通过北约接纳俄罗斯以改善与俄的关系，另一方面，西方并不愿意赋予俄以北约全面成员国的身份。对于这一尴尬的制度设计及其动机，有学者作过深刻的分析：“北约2002年将俄罗斯包括进来，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缓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焦虑，同时也缓和西方对俄罗斯潜在扩张的焦虑……将俄罗斯整合进北约，能解释为试图通过将其视为盟友而加以遏制，而且这种遏制并不反对整合，而是通过遏制来实现整合，是作为帮助俄罗斯走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允许出现一个对美国领导下的全球资本扩张构成威胁的‘复兴了的俄罗斯帝国’。”

叶利钦在冷战结束初期，对于发展与西方的密切关系甚至与其结盟的观点兴趣盎然，认为西方会帮助俄罗斯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这反映了俄罗斯最初对于融入西方的热切期盼，然而这种尝试和希望被证明是错误的。叶利钦政府初期，俄罗斯西方政策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根本未考虑到西方对俄发展方向、其核武器和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以及其政治和经济动荡等所具有的疑虑，未能意识到西方对俄罗斯所具有的深刻恐惧和不信任。通过试错，俄罗斯越来越突出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且对于西方整合俄罗斯所作的回应，往往以西方是否尊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前提。就此而言，西方与俄罗斯的战略虽然都有整合的目标，但西方以遏制为前提的整合与俄罗斯期待的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整合是完全不同的，这决定了双方的整合过程必然摩擦不断。

美国介入中亚，同时涉及整合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当然对前者往往服务于遏制的目标，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涉及塑造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对于整合中亚各国这一目标，早在中亚国家独立伊始即已明确了。这首先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接触和扩大战略密切相关，尤其与苏联解体后各新独立国家表达的向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的愿望有关。苏联的解体，为中亚国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获得西方的物质和话语支持提供了大好机会。不论各国决策者是否相信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通过表达自身有意采取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中亚国家可以有效吸引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并从西方国家获得支持。而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随着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解体，它们非但不再面临共产主义力量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和自由市场观念的大好机遇，进而为拓展和扩大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奠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将推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系，作为它们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扩大”的战略，旨在利用多边机构“作为保证新独立的市场民主国家的稳定并将它们纳入到西方民主世界中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因此，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将世界各国整合进全球经济之中，并且推进民主价值观的传播。美国的决策者选择通过各种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把其他大国对权力的追求限制在宪政秩序的范围之内，并在全世界推进由促进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构成的双重意识形态体系。他们相信，这有助于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的主要努力集中在东中欧国家。整合这些国家的机制包括北约和欧盟东扩。至于在里海地区推进整合目标的重要性，克林顿如此表示：“古丝绸之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俄罗斯的未来、欧洲的安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全球经济的状况以及美国经济的增长都将产生影响”。

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目标，同样体现在美国关于该地区的法律文件及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中。对于美国希望将中亚和高加索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企图，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曾作过最为清晰的阐释：“我们正在拓展的是欧洲、事实上是大西洋公民空间。我刻意将军事安排囊括到‘公民空间’（civilspace）的界定当中。二战后西欧国家的经验表明，政治、经济进步和安全一体化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在中亚各国致力于发展公民社会以及从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整合中亚的尝试，首先出现在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中。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首先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目标一，促进民主制度建设、法制和发展公民社会；目标二，帮助确立开放式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和扩大贸易和投资计划；目标三，通过合作减少威胁（CTR）项目与核不扩散项目，可以加强美国与新独立国家的安全。第三个方面的目标与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密切有关，但前两个目标关系到通过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为西方整合中亚国家奠定基础。

1999年美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明确指出：“美国支持中亚与高加索国家通讯、运输、教育、卫生和能源等必要基础设施的发展，支持东西轴线的贸易，以加强这些国家彼此间以及与稳定的、民主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商业联系”。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认为：“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各国与西方各国之间日益加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联系，将巩固这一地区的稳定，降低来自南部、北部和东部的政治与经济压力”。而2006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同样关注整合目标。该法案表示，美国将“支持该地区的国家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援助以促进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改革；扩大对该地区国家无条件永久性的非歧视性待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特别是对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从1999年与2006年美国《丝绸之路战略法案》的这些表述来看，美国虽然致力于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经济与安全体系中，但相对中东欧等属于前苏联阵营的国家，美国为此投入的资源和注意力都较为有限。这种态度上的模糊和低姿态，部分缘于美国对该地区加入欧盟与北约前景渺茫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俄罗斯在该地区突出的影响力。

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措施，除了经济援助和将中亚国家纳入到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之中，经济整合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其中能源管线多元化又构成其中的重点。如前所述，美国决策者认为，里海能源不仅有助于缓解西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而且还有助于促进里海沿岸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独立。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里海能源除了有助于打破俄罗斯对该地区经济的垄断之外，还有助于促进整合中亚国家这一目标。美国对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兴趣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并不能与美国经济实现互补，以及该地区没有太多吸引美国投资的机会。此外，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制度也不明朗。这些均导致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不足以驱动美国整合中亚的战略目标。具体到各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对外商的各种严苛的限制，导致许多即使进入该国的外商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土库曼斯坦从来就没有创造一种友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外资。塔吉克斯坦虽然对外资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很少有东西值得投资。在哈萨克斯坦，虽然已有实质性的投资，但这些外来资金几乎全部集中在能源领域。而且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对外资的态度变化，使其商业环境不如以前友好。至于吉尔吉斯斯坦，情况与塔吉克斯坦的情况很相似。因此，如果不实施显著的改革，美国是不会向该地区投入大量资金的。

然而，至少在官方场合，美国在中亚地区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要将中亚国家（及部分高加索国家）纳入到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结构之中。这种整合目标，要求美国督促这些政府推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如美国负责能源、制裁和商品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拉姆泽（WilliamRamsey）认为，中亚和高加索国家能够使用它们的能源资源发展独立的和市场取向的经济，“我们能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解决或至少缓和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关系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美国官员相信石油财富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进而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把参与该地区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建设东西向的能源管线来促进各国的稳定和支持各国独立上。这种整合的方向，既可以缓解土耳其和美国的欧洲盟友的能源进口压力，同时也使各国在经济上依赖这些西向能源管线。西向能源管线，的确强化了中亚国家与西方经济整合的深度，促使中亚各国在开展经济活动时不得不考虑西方能源进口国的关切，并逐渐深化对西方国家的认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各国脱离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结构。如此一来，“西方尝试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将中亚国家整合进大西洋共同体的尝试，与俄罗斯尝试通过独联体将前苏联国家整合进一个经济—政治—军事联盟的目标相冲突。”换句话说，整合中亚国家，同时又是遏制俄罗斯的一种手段，两者密不可分。

中亚地区存在的各种风险，同样激发了美国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安全体系中去的兴趣。自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对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美国始终怀有敌意，尤其担心宗教激进主义在全球的扩散。中亚国家独立以后，伊朗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导致美国积极支持土耳其拓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对伊朗的影响进行牵制。另一方面，俄罗斯共享美国对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惧。美国认为，在影响中亚国家方面，俄罗斯是相较于伊朗而言可以接受的力量。基于这种认知，美国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对于俄罗斯介入塔内战持一种默许的态度。然而，1999年和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入侵事件，尤其是9.11事件，让美国意识到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猖獗。

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对整合中亚国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注意力。如在2002年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所作的报告中，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指出：“在中东延伸到东北亚的广大地区存在着一条广阔的动荡之弧，这一地带是由许多正在崛起或正在衰落的地区大国构成的脆弱复合体”。根据这一判断，中亚构成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动荡之弧”链条中的部分环节。此外，中亚国家构成尼尔·史密斯（NeilSmith）所说的“全球化间隙”（intersticesofglobalization）或汤姆斯·巴纳特（ThomasP.M.Barnett）所称的“非整合性鸿沟”的一部分。对于美国来说，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全球化间隙”和“非整合性过鸿沟”是不可接受的。整合这些动荡之弧、间隙与鸿沟，既是美国确立其霸权的手段，也是维护其安全的手段，两者不可分割。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整合中亚国家，均是美国中亚政策不可避免要追求的内容。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整合中亚的主要手段，从此前的经济手段转变为越来越采取一种军事化的形式。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整合中亚与遏制俄罗斯相并行，而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塑造中亚为前提的。整合是指西方尝试将中亚国家纳入到西方体系之中，然而，这种纳入需要有一定的前提，即中亚国家已经或者正按照西方确立的标准进行国家建设，或者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在西方看来，只有中亚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并采用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确立了市场经济原则，中亚国家才有进入并融入西方共同体的资格，才能摆脱它们的“全球化间隙”和“非整合性鸿沟”的身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则要求美国首先对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塑造。如此一来，遏制、整合与塑造，就成为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对此，史蒂芬·布兰克指出：“在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美国采取了一种参与和扩大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战略……美国的目标在于将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不可逆转地整合（integrating）进西方国家体系之中，这也使它们日益成为与俄罗斯展开对抗（internationalrivalry）的焦点……此外，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是一个敏感的地区，可以用来检验美国参与战略及其军事成分的合理性，该战略的目标在于按我们期待的方向对该地区的环境进行塑造（shape）。”

相较于遏制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整合目标并非紧迫的任务，因此也经常遭到忽视。不过，作为遏制与塑造的中介环节，整合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整合构成了美国中亚政策的一个远景目标，引导着美国在中亚塑造各国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的努力。

三、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三：塑造

美国对于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极感兴趣，这是美国自认为能够实现遏制和整合双重目标的前提。这种塑造的目标，自美国开始介入中亚地区起即已明确。华盛顿希望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施加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压力，来推进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让各国走上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公民社会的发展道路。1991年12月11日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前五天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强调了美哈关系发展的五个基本原则：尊重现有边界；尊重民主和自由选举；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人权；尊重国际法和义务；尊重符合民主价值观的自决。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就开始了对中亚国家的民主说教，以期将中亚国家引导至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贝克警告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坚持五项原则不仅对于美国的政治支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来说同样如此。

在美国各种关于中亚政策的文件中，同样体现了美国致力于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的倾向。如美国国会在1992年10月通过的《自由支持法案》，就规定在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时，美国应致力于实现三个方面的援助目标：（1）旨在促进发展一种竞争性和市场取向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大多数资源由私人所有和管理；（2）旨在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3）旨在帮助各国将“法治”概念纳入到宪法实践中，并且提高对民主制度和实践的理解。从美国的这些举动可以发现，从一开始美国就确立了改造中亚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目标。至于1999年和2006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更为美国塑造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明确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力度联系起来。

在早期，美国督促中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改革，首先在于防止苏联的死灰复燃，最终引导它们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美国决策者坚信，通过提供援助，可以改变该地区统治者和民众对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认知，并做出建立民主制度的承诺。基于这一假定，西方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很大程度被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等目标所引导。援助的重点和方向一方面受到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尝试在中亚国家引入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之成为冷战后援助结构的一部分。改革不仅通过具体项目得以启动，而且还通过支持各国政府对于改革经验的渴望或帮助各国制定经济增长的战略得到体现，同时还在卫生、教育、公民社会、农业等领域执行改革项目。

在这种思维框架中，美国针对中亚国家的援助，重点目标在于重组国家与社会，以推进援助者的目标，而不像此前在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集中关注提供管理经济增长的经验和进行技术转移。至少在一开始，美国的援助致力于消除社会主义的残存，矫正社会主义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此，援助机构全力以赴并且是迫不及待地摧毁苏联时代的国家机构，此后才明确将把各国引入民主和自由经济的轨道视为一种战略目标。然而，当摧毁了此前的国家机构，但未能提供替代性的政治安排时，导致中亚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贫困、毒品走私、教育体系和卫生服务的衰败、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国际援助所引起的，但美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这些问题的产生，而且未能有效帮助中亚国家处理这些问题。

为了促使中亚国家走向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美国使用了威逼利诱等手段。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美国主要通过利诱的方式，即向各国提供援助，以吸引中亚各国采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到美国开始介入里海能源，美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促进中亚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议程。这是因为，“直到开展反恐战争，有两个重要的考虑驱动美国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人权问题和俄罗斯。同样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认为中亚是一个战略上遥远而且无足轻重的区域，基于此无需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投入。至于获得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能为美国的介入提供一定的回报，以及美国石油公司的确曾为此进行积极游说，不过经济利益与上述两种障碍因素之间的权衡，阻止了华盛顿和中亚各国之间紧密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塔什干。”这种总体趋势，同样体现在美国塑造中亚各国发展方向的意愿与能力上。中亚各国的人权状况，一方面让美国意识到政治和经济改革工作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制约了美国介入到这些问题之中的意愿。

等到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国决策者将加速改造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防止各国沦为虚弱或失败国家视为赢得反恐战争的一个前提，由此导致美国加大了对各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关注力度。特别是“颜色革命”后，这种关注直接转化为“威逼”。让美国决策者失望的是，“威逼”带来的效果比“利诱”带来的效果要差得多。中亚各国为了避免沦为美国民主推进战略的牺牲品，都调整了自身的外交政策取向，拉开与美国的距离，重新向俄罗斯靠拢。“颜色革命”前后美国在中亚地区政治与经济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美国要求中亚各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的议程，而非中亚各国统治者的议程；其二，在推进塑造目标的过程中，“威逼”的效果不如“利诱”的效果，虽然后者产生的效果较慢，但因为尊重各国的主权和自尊而得到一定的认可，而“威逼”的效果截然相反；其三，在美国中亚政策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个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塑造力度的加大，明显有削弱遏制与整合这两个战略目标的效果。奥巴马时期，在塑造中亚各国的发展方向上，美国重新突出了“利诱”的一面。

对于塑造战略目标在美国中亚政策中的重要性，不能因为其具有工具性的取向而忽视其规范性的内涵。无论是美国决策者还是国内学术界，均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美国在中亚地区宣扬的民主和改革话语，不过是美国获得中亚能源和军事基地、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遮羞布，仅仅是美国为获取功利性目标的手段。例如，对这种立场作过较为完整阐述的雷恩·穆里森（ReinMüllerson）就认为，美国推进民主仅仅是为了石油和其他战略利益。穆里森的上述观点的确揭示了美国民主话语的虚伪性。不过，如果说美国没有推动中亚走向民主和尊重人权的道路的意愿和诚意，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美国对于民主价值观具有信仰的成分，而且这种信仰构成了美国身份的界定性特征之一，由此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规范维度。小布什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就是美国外交政策规范维度的一种反映。

除了规范性的考虑，即使是基于实用性的目标，美国仍坚信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方向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性。正如尤格·鲁默（EugeneRumer）指出的：“对于中亚国家国内政治的性质漠然视之，将美国与该地区的关系严格限定在安全、能源和美国获得军事基地等问题上，与美国持有的价值观相矛盾。此外，这种行动会忽视存在于中亚地区的对于改革的实际需要。这种系统改革的需要，是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并富有成效地融入国际体系的基础，同时也体现为促进国内复兴和实现国际整合而要求一种更加开放和代表性的政治体系的吁求。一旦忽视这些要求，将带来严重后果。美国对这些呼吁无动于衷将是短视的，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会带来有损其利益的各种剧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决策者相信，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与民主和经济改革、推进尊重人权和法治的规范、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意愿等密切相关，而且认为民主价值观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是确保该地区稳定和避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的最佳途径。而这种信念所带来的，就是塑造各国政权发展方向的努力。

除了塑造中亚各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美国塑造战略目标的另一维度，是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某一个中亚国家作为地区各国的样板或领袖。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吉尔吉斯斯坦因为在推进自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改革方面的意愿迫切而真诚，不但吸引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量援助，而且让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将吉尔吉斯斯坦塑造为中亚各国改革的榜样。1992年的时候，美国中亚和高加索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塔尔博特使用“中亚的瑞士”这一称谓称呼吉尔吉斯斯坦。尽管这一称谓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然而吉的这一外号不胫而走。除了“中亚的瑞士”，吉尔吉斯斯坦还被称为“民主之岛”。“中亚的瑞士”和“民主之岛”这类称号，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大量的外部援助，但给其他中亚国家造成了压力。这些绰号的流行，客观上造成了要求其他中亚国家效仿吉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效果。

随着1995-1996年间阿卡耶夫开始了集权化的趋势，美国随即又加强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并将其打造为中亚的“稳定之岛”。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源自乌独立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取向。美国国防部长佩里1995年4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正式标志着美国塑造乌兹别克斯坦为中亚权力中心的开始。1996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意味着美国塑造战略的深化。到2002年3月，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和合作框架协定》，意味着美国塑造中亚权力中心的努力达到了高潮。

随着美乌关系在2005年的急剧恶化，美国又将塑造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哈萨克斯坦身上。2005年以后至今，美国明显突出了哈萨克斯坦在美国中亚政策中的地位。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促进中亚经济增长的“潜在引擎”。美国务院负责中亚与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兰克（RobertBlake）2010年10月则宣称，“我们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或许是中亚国家中最密切和最广泛的”。或许对于域外国家而言，美国在中亚地区塑造权力中心或改革样板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对于这些被塑造对象而言，却能带来丰厚的物质和象征资源。美国的这种塑造努力尽管并不一定能带来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过美国却很少关注由此带来的后果，比如加剧中亚地区各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以及影响到塑造对象国与其他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中亚地区的权力中心之外，美国还致力于塑造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对其国务院相关机构的调整和推进中亚—南亚一体化的努力。自1999年美国将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纳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后，2006年美国国务院又将中亚地区的事务纳入到南亚与中亚事务局的管辖范围。对于此次机构调整，美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科层制考虑：欧洲局需要处理55个国家的事务，而南亚局只需负责5个国家的事务。根据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史蒂文·曼（StevenMann）的观点：“北约和欧安组织将继续将中亚国家拉近欧洲和美国”。不过，美国同样鼓励中亚国家发展“与南边国家的新联系和协同性”。

与美国对国务院机构进行调整同时进行的，是美国致力于以阿富汗为中心，促进南亚和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在2001年的“持久自由行动”开始以后，美国实现了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驱散基地组织的目标。但直到目前，美国在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打击毒品生产与促进经济发展——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善。为了帮助阿富汗解决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提出的思路就是将阿富汗纳入到中亚与南亚的框架之中，借助阿富汗周边国家的力量来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在美国整合中亚、南亚与阿富汗等国以打造一个“大中亚地区”的尝试中，阿富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阿富汗重要性的强调，起源于美国对阿富汗在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的重新认知。美国2006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中指出：“阿富汗从塔利班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及阿富汗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所开启的开发过程，使得阿富汗重新融入到中亚成为可能”；“一旦对阿富汗的稳定、繁荣与民主受到来自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包括恐怖主义、政治—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毒品生产与走私的威胁有所认识；一旦对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文化及历史认同有所认识，那么就应该承认阿富汗属于中亚国家之列，而不是将它与这些国家分开”。美国决策者认为，既然阿富汗应该被视为中亚地区的一部分，那么，为了解决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所面临的稳定局势与恢复经济这双重任务，就有必要将阿富汗与中亚国家视为一体，利用中亚与南亚国家的资源来实现阿富汗的复兴。

事实上，实现中亚与南亚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是美国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三种战略目标的体现。首先，尝试实现中亚与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是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努力相对应的。2006年美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中规定：反对某一国家对中亚与高加索国家能源资源出口的垄断，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的言外之意自然是指俄罗斯。其次，美国设立南亚与中亚事务局的主要目的，也有整合中亚与南亚的意向。美国整合中亚与南亚的具体手段，就是通过将中亚能源引向南边，建立一条南向能源走廊，可以有效确保阿富汗的能源需求，以及满足美国盟友——巴基斯坦以及日益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印度的能源需求。至于塑造，无论是国务院的机构调整，还是打造南向能源走廊，抑或强化中亚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均属于美国塑造中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努力。换言之，“将中亚与其南部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并不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个自然和令人期待的过程。相反，这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构建，通过政治话语和行动得以构成，随之又影响到美国的战略立场和针对该地区的政策。”

自2005年以来，为了通过促进中亚与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美国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目标，美国投入了不菲的资源。尽管如此，截至目前，美国在追求这三重目标方面仍然进展不大。撇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大中亚”的经济一体化，纯粹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就给美国雄心勃勃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目标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各国由于彼此间关系发展长期不畅，使得有关贸易的规章制度截然不同，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各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参差不齐，而且就整体而言均处于不发达状态；尽管中亚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由于在苏联时期这些国家能源开发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地区的需要，因此使得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设施主要以北向为主；中亚国家、阿富汗、南亚国家由于国力有限，在通讯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各国彼此之间的通讯能力。尽管近年来美国动作频频，并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后继续推进中亚与南亚的一体化，然而，技术问题、政治矛盾以及安全形势，始终对美国的战略目标构成挑战。

结语

通过对美国官方文件、美国高级官员对中亚问题的表述、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者的论著的梳理，尤其是对美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活动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遏制、整合与塑造构成了引导美国二十余年来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决策者对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认知发生变化的不同阶段，美国赋予这三个目标的注意力有所变化，甚至同一个目标的重点、方向也会发生改变。例如，尽管遏制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但在美国中亚政策以俄罗斯为中心的阶段，以及9.11事件之后到“颜色革命”发生之前，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力度并不明显；直到“颜色革命”以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力度才显著加大。此外，在遏制伊朗方面，美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但在中亚地区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力度。这些趋势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在中亚战略目标保持不变的同时，美国也在调整其战略目标的重点与方向。大体而言，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构成了美国中亚政策演变过程中不变的主线，同时也让美国中亚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享有重要的地位。

既然遏制、整合与塑造构成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那么美国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将追求这些目标。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伊朗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的政治—安全—价值体系，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这三重战略目标具有长期性、指导性、整体性等特征，而不涉及到某个具体领域的政策目标。三重战略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整合是以遏制为前提，而遏制是整合了的和经过塑造的遏制，塑造又构成整合和遏制的基础。截至目前，美国着重关注的是遏制和塑造目标，至于整合，因为中亚地区与美国相距遥远，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地区（至少不如中东欧地区），加上该地区大国利益交织，中亚国家本身的排斥，导致美国在整合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方面并未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无论如何，遏制、整合与塑造引导了过去二十年来美国中亚政策的构思和执行。尽管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给予三重战略目标的精力和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三者始终没有被美国决策者抛弃。只要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只要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仍然存在前者追求遏制与后者追求平等地位的结构性矛盾，只要中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在中亚对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的追求就不会停止。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和兰州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转载自《俄罗斯研究》，有删节，作者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