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实在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把中国的重心从毛主义的阶级斗争转移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上。在三亿多人摆脱贫困后，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反思最近的经济成功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导者现在问道：“接下来走向何方？”中国如何才能把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转变成为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持久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集中全力举办的三件大事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官方关于富强和繁荣的未来的梦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表明中国是软实力大国，2009年国庆大阅兵提醒人们中国也拥有硬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被称为“文化、经济和技术奥运会”。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中国正在进入“太平盛世”，即中国不仅重回富强而且进入重新成为全球大国的时代。直到最近，“太平盛世”一词主要用来描述中国唐代（公元618—907年）帝国文明的鼎盛时期；但是，按照文化批评家陈冠中的看法，这种观念一再出现在2008年，表明中国的盛世已经——再次——到来。中国既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长期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失控的通货膨胀、环境退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和官员腐败。

尽管中国在技术和社会规范上正在以许多方式趋同于西方，但是中国极度渴望中国本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这些模式不同于那些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文化模式。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空前成功以来，这些本土主义渴望变得越来越流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仅展示出中国是获得金牌最多的国家，而且展示出北京是全球繁荣和秩序的新中心。毕竟，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不到一个月，美国开始了“大衰退”，对许多人来说，这证明了中国能够依靠自身而取得成功，尤其是与美国相比。于是，在全球的想象中，中国梦正开始取代美国梦。

领导人权力交接的过程，提供了讨论中国未来方向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影响中国的新执政者的方式。新一代领导人将花费数年的时间提出指导中国国家长期战略的新思想。这使中国的未来成为一个更为迷人的主题。

尽管美国梦可能遇到了麻烦，但是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思考政治可能性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正在如何形成对未来的新的想象：“在描述一个国家的时候，你既要用表达热忱希望的词语，又要用揭示现实的词语。你只能对一个梦中的国度、而不是一个每天早晨要面对的国家保持忠诚。如果没有这种忠诚，理想中的国度就绝不可能变成现实。”尽管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经济发展道路规定了中国的改革时代，但是中国人对“梦中的国度”抱有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在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习近平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所以，我们对许多中国人根据“中国梦”本身表达他们的渴望和焦虑，并不感到惊讶。

尽管对“中国世纪”的分析基本上集中于经济增长，但是我认为必须看到中国在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欲望中如何提出了思想和规范的挑战。尽管北京的官员经常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双赢机遇”，但是许多外国人看到了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之间的紧密联系。诸如《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2009年）之类的书籍生动地描绘了北京正在如何为后美国的世界秩序建构一种别样的现代性。

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2012年）和中国的战略学家阎学通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力量》（2011年）表明了对中国命运的讨论如何贯穿在中国和西方的精英从儒家中国与民主西方的角度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进行的理论分析中。

关于中国未来的中文书籍的新动向表明，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官方的未来规划，看一看中国人民彼此正在叙说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告诉外国人的东西。一旦我们进入中国人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看到，对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简单化表述实际上遮蔽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有趣争论。其中的一个争论是如何理解汉语的“文明”一词：它是指中国古代“文明”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还是指人民在民主的文明社会中相互关怀这个意义上的“文明”（civility）？

关于中国未来方向的热烈讨论表明“如何理解中国”成为外国人和中国人面临的挑战。

未来回到中国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未来呢？或者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梦呢？例如，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种种预言总是落空，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变化的速度。或许，我们唯一能够作出的准确预言是未来学者们的预测将会是错误的。然而，正如未来研究的开拓者吉姆·德特(JimDator)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关于未来的有用陈述似乎都是可笑的”。

尽管预测固然有其问题，但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对未来学乐此不疲。过去五年里，中国官员、学者和公民知识分子的未来研究活动犹如火山爆发。2010—2011年，公共空间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讨论。此外，学者和公民知识分子发表了许多明确的未来研究：《中国的未来》、《中国：走向2015年》、《2020年的中国》、《2025年：中国梦》、《2030年的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未来30年》、《2049年：相信中国》和《中国震撼》。

未来研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预测必然是“真实的”。中国未来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认识论的原因：中国出现思考未来的新方式，这是规范性的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一部分。于是，未来研究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在中国是新的事物。就像在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研究中那样，在中国的未来学中，知识与权力交织在一起，目标不只是要知道未来，而且是要控制未来。这些未来学的规划和梦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如何把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及他们现在如何与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互动。

通过阅读外国人的著作，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未来学的能量：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2010年）就属于这种乐观主义的趋向，作者声称：“2009年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夫妇以新的方式得出了这些结论：2007年，他们在天津创办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作为一家独立的智库进行中国研究。当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翻译成中文出版时，2009年奈斯比特夫妇以中文出版了《中国大趋势》，这本书后来才以英文出版。

尽管《中国大趋势》的内容价值非常小，不过是重复了北京的官方宣传和口号，但是它的研究和出版过程展示出中国未来学的两个重要趋势：（1）从在外部定位中国（通过把中国描绘为落后和把西方描绘为发达）转变为把中国自身视为未来；（2）从中央官员们规划未来（通过党和国家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转变为让许多不同的人梦想许多不同的未来。因此，对未来的争夺不一定只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就像我们经济被告知的一样），而且还发生在中国内部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中间。

在20世纪，未来位于中国之外。在20世纪初清王朝在中国人所说的“民族百年耻辱”中垂死之际，中国在遭受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后变得积贫积弱。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1911年，共和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封建帝制，中国的积极分子向外国寻找现代性的道路。“新文化运动”（1915—1922年）自觉地引进外来的西方“科学与民主”，以治疗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的疾患。在1949年后，新中国比封建帝制或中华民国更先进；但是，毛泽东仍然作出了著名的预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时期，中国向世界展示出自己是一种革命的未来模式，但这些群众运动的悲剧性结果突出了中国为自身表述未来的失败，更不用说为世界其他国家了。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消费富裕梦变成了中国的未来模式。

许多中国分析家同样把美国当作现代性、发展和未来的标准；历史学家阿瑟·沃尔德伦（ArthurWaldron）写道：“如果要找出中国政府评判自己的唯一标杆，那么它就是美国。”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许多中国未来学者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实现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不如说是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完全超越美国。中国的未来学被认为是西方的实践：对中国报纸和学术文章的研究表明，“未来学者”一词是对“美国未来学者”或“西方未来学者”的典型改编。乔·斯图德维尔（JoeStudwell）的《中国梦》（TheChinaDream）和詹姆斯·曼（JamesMann）的《中国狂想》（TheChinaFantasy）论述的不是中国人民的梦想，而是西方对中国的梦想：一个尚未开发的巨大经济市场或者下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讨论“亚太世纪”的时候，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Woodside)指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作者，1980年）和约翰·奈斯比特（他的《大趋势》发表于1982年）当作神的。然而，伍德赛德对中国本土未来学者的匮乏感到奇怪。奈斯比特的经历确证了这一点：1996年，他对江泽民主席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江主席沉思了一下：“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当然，结果就是《中国大趋势》。

托夫勒、奈斯比特和许多其他的西方未来学者继续影响着中国对未来的观念。按照这种主流的现代化和进步观念，未来和未来学都在中国之外。

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对《中国大趋势》热情洋溢的称赞的最后，一位中国评论者认为现在是中国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了：“中国人有能力创造伟大的故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中国的故事传遍世界，让中国的故事感动世界。”

对中国的许多人来说，西方不再是未来：正如从《中国未来30年》等许多著作中看到的那样，中国自身现在就是未来。过去数年里关于“中国梦”、“中国模式”和各种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例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证实了这一变化。这些新的未来学者大多数把中国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的一种替代。这些著作不再把“外国”当作衡量中国发展状况的尺度，而是直接批判它们所说的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从而避免重复苏联的令人震惊的崩溃，避免落入西化的“陷阱”。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独特历史和文明，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否则就会像前苏联一样走上“自杀之路”。

奇怪的是，这些中国未来学者大多依靠过去来解释他们的目标。“儒家的未来研究”是一种矛盾说法，因为儒家经典的目光回到了古代的黄金时代，而不是未来的乌托邦。然而，著名学者如今正在依赖过去来规划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把古代的思想经典结合起来，用以指导中国世纪：“天下”、“大同”和“王道”。他们告诉我们，中国当前崛起成为全球大国，这不是没有先例，实际上是中华民族重新恢复在世界中心上的“天然地位”。北京也开始出口各种未来。要么是因为中国非常大（拥有世界1/5的人口），要么是因为中国非常好（中国能够为人类文明作出非常大的贡献），许多中国作者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需要集中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2049年：相信中国》在结尾处自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不远的将来，相信世界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将不再停留于改革，而是改革成功后的中国状态，从长远看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潜力的模式：它同美国一样富足，但更爱好和平、社会和谐，并且能够长久”。

中国和西方的权威人士普遍宣称，中国梦已经取代了美国梦，我们将会看到美国仍然对中国的本土主义者迷惑不解。中美关系现在是全球政治和经济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变化——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eilFerguson）和德国经济学家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Schularik)称为“中美国”——不只是一种把中国生产商和美国消费者连在一起的经济关系；它表明了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即使不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跨国联系。

在中国对本国未来方向的讨论中，日本的缺席既令人感到奇怪，又是可以理解的。过去100年里，中国派遣了许多学生前往西方学习；但是，它向日本派遣了更多的学生留学。20世纪初期，日本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模式，因为日本是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而掌握现代性的第一个亚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挑战了美国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因而，日本再一次成为一种模式。当前关于中国是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大肆炒作犹如20世纪80年代西方对日本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困惑和恐惧反应。傅高义（EzraVogel）的《日本第一：给美国的教训》（JapanasNumberOne：LessonsforAmerica）的副标题同样可以称为“给中国的教训”，因为中国使用了一种类似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奇迹。

但是，中国的公民知识分子竭力强调日本政治经济经验的不相关性。这有三个原因：第一，既然对日本战时残暴的记忆继续影响中国对日本的官方政策和大众记忆，因此中国的精英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难以把日本当作一种榜样。第二，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把日本视为一个负面的例证；他们实际上正在尽力避免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失去的20年”所特有的经济放缓。最后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正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促进本国的独特价值观是成为新超级大国的重要部分，中国也不例外。

因此，中国的未来学很少提及日本；当讨论日本的时候，基本上是称赞2010年中国如何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洲模式也基本上不出现，尤其是在2007年中国的GDP超过德国以后。）在这场全球马拉松比赛中，现在中国的目标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力上超过美国。所以，我们也将会思考“美国”在中国人民对未来的规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对美国和中国的思想家来说，“例外论”意味着他们的祖国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于是，每个国家独一无二的优越价值观是如此之伟大，因而必须输出到其他国家——不论其他国家愿意与否。美国“例外论”脱胎于如下观念：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新民族，相比之下，中国例外依赖本国五千年的连续历史，把中国视为世界第一的古老文明。美国“例外论”充斥在全世界——经常通过军事干预——传播自由和民主的外交政策中。中国例外论依靠中国独一无二的和平文明，使全球统一于“大同世界”之中，而“大同世界”许诺了秩序和繁荣，通常被当作自由民主的一种替代。

尽管一些中国人梦想着个人自由，尽管一些美国人梦想着集体平等，但是趋势是确定无疑的：美国梦是个人自由之梦，中国梦是民族复兴之梦。

通往未来的不同道路

除了未来的地点从中国之外转移到中国之内外，预测未来的方法也正在从集权化的国家计划转变为众多公民知识分子的更加分权化的活动。

尽管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未来研究产生于二战后欧洲和美国的各种运动，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和法国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DeJouvenel)的国际未来委员会（ComitéInternationalFuturibles），但是我们应当记住，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意识形态，描绘了它自己从问题重重的现在走向共产主义未来的道路；事实上，为了使自己与蒲鲁东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梦幻式思想区分开来，马克思宣扬他的新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科学是社会主义思想与未来学交汇重合的重要场域：2007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因此，现代化、进步和发展被说成是科学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立场。

然而，就像苏联一样，我们最好把中国的未来主义说成列宁主义的，因为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观，依赖命令经济的中央计划，这种中央计划还调节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53年，目前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于2011年通过。因此，即使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把市场引入了中国，但是官方的未来研究仍然运用国家主导的、集权化的现代化、进步和发展观念。为了介绍中国的“十二五”规划，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概述了他的方法论和目标：“全面了解中国，深刻分析中国，精心规划中国，科学发展中国”。《北京周报》就“十二五”规划对胡鞍钢的访谈录的标题——“规划已经诞生”——道出了一切。在这里，中国的未来从硬科学的“可知性”和国家计划的“可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是集权化的，“可知性”和“可治理性”都试图发现一种单一的、必然的和不可否定的未来。

然而，与这种集权化的未来观一道，新的声音也正在形成，为中国提出了众多不同的梦想、可能性和未来。中国最近的成功，尤其是与西方持续的危机相比之时，正在促使许多中国人以新的方式思考中国的未来乃至世界的未来。它们不是宣扬“真正中国”的独特未来，而是正在梦想许多个中国的多种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发展之一是公民知识分子的出现。

从通过计算机建模来规划一种单一的未来到想象替代性的未来，这种转变与上述所说的从中国之外到中国之内的转变是一致的；我们应当想起，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的评论者把中国的未来学从科学发展重组为“创造伟大故事”，“感动世界”。

中国无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复杂而又多层次的变化。因此，我不是在论证中国发生了从国家到公民社会、从中央计划到去中心梦想或者从中国之外的未来到中国即是未来的单向剧变。毋宁说，我想要强调如何理解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计划与梦想之间、中国之外与中国之内之间的生产性紧张关系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不是提供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唯一预言；相反，是提供广泛多样的前景，这些前景向我们表明了中国人民认为他们正在向何处。我希望揭示出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角色所具有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中国的未来角色将会给西方带来一定的后果。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