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和特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以下除注明来源外均为IMF公布的数据），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2011年3.9%和2012年3.2%降至2.9%，并呈现出如下五大特点。

一、主要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向好

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从2011年的1.7%和2012年1.5%降至1.2%，但主要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形势趋于好转。

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201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仍占世界GDP的21.9%。中国几位经济学家预计，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2%左右。据欧盟统计局统计，欧元区17国2013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0.3%，从而走出持续6个季度的衰退期，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仍为-0.4%。日本内阁公布，2013年第3季度日本GDP实际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9%，虽低于第2季度3.8%的增幅，但已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2%。IMF预计，2013世界GDP将从2012年的717070亿美元增加到741710亿美元，增加24640亿美元。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布里奇沃特同仁公司估计，发达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0%，这将是自2007年中期以来首次超过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大于发达国家。

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总体放慢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在2013年10月8日IMF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前言中写道：“发达经济体正逐步加强”，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从2011年、2012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9.3%、7.7%降至7.6%，印度经济增长率将从6.3%、3.2%回升到3.8%，巴西经济增长率将从2.7%、0.9%回升到2.5%，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将从4.3%、3.4%降至1.5%，南非经济增长率将从3.5%、2.5%降至2%。IMF提供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年化季度增速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3个百分点，降至5%。

亚洲（不包括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从7.8%、6.4%降至6.3%，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率将从4.6%、2.9%降至2.7%，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将从3.9%、4.6%降至2.3%，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将从5.5%、4.9%回升至5%。

三、保护措施增多影响世界贸易扩展

据统计，从2008年11月到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3334项贸易保护措施。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2008年10月以后全球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对世界贸易产生了3%的抑制作用。WTO预测，2013年世界贸易额将从2011年6.1%降至2.5%。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亚洲的平均工资几乎翻一番，大大高于全球平均工资提高约23%，和发达国家平均工资提高约5%的增幅。WTO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亚洲商品出口额增长18%，而2012年出口额为6.1万亿美元，仅比上一年增加2.3%，许多亚洲国家的竞争力正在下滑。

四、华沙气候大会取得有限成果

为期两周的气候变化大会于2013年11月23日在华沙结束，会议主要成果包括：一是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基本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二是发达国家再次承诺应出资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三是就损失损害补偿机制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开启有关谈判。

发展中国家在华沙气候大会上提议，发达国家2014年为绿色气候基金出资200亿美元，2016年达到700亿美元，以后逐渐增加到2020年1000亿美元。但是发达国家并未答应这个要求，大会最终决议里也没有资金落实的内容。

五、失业和贫困问题已成为全球最大挑战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2013年全球失业者将增加510万，达到2.02亿人。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将达到8.1%，其中，美国失业率为7.6%，欧元区失业率将高达12.3%。1.2亿欧洲人即约占欧盟5.02亿人口20%的人受到贫困威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更加严重。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2013年10月27日援引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的话说：“我们在世界和各地所看到的情况是，如果你对最底层40%的人口不闻不问，那么你的社会就可能出现根本性动荡。”

深度调整五大关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总结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开始调整如下五大关系。

一、妥善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实现工业化后，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虚拟经济恶性膨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持续20年在谷底徘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致使欧洲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美国金融危机殃及全球。

大危机往往也是大转机。美国率先实施“再工业化”战略。2009年12月，奥巴马政府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在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已初见成效。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10月公布《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的产业政策通报提出，通过“新工业革命”扭转工业比重下降趋势，设定到2020年将工业产值占欧盟GDP的比重从15.6%增至20%。

从20世纪中叶起，工业化向全球扩展。但是，迄今仅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任重道远。

二、妥善处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是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据统计，城镇化水平从20%升至50%，英国、美国和法国分别经历100年、60年和65年。1949年美国联邦政府提出“城市重建”，到1969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300多个申请实行城市重建计划的城市，仅批准80个城市实施重建计划。美国依法严格控制城建占用耕地，一直坚持中小城镇为主。迄今美国人均耕地达9亩，美国仍是世界最大农产品出口国之一。

中国城镇化水平从20%升至50%，仅用30年。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90%，而人口仅增加53%；21世纪第一个10年，城建用地扩大83%，而人口仅增加45%。中国人均耕地已由新中国成立初的2.5亩降至目前的大约1.35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专家们的解读是：（一）推进人的城镇化；（二）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制度再怎么改，也不可以随便让耕地成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严格保护耕地；（三）土地是谁的就要尊重谁的权利，对土地利用严格按照规划进行用途管理。

三、妥善解决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后，长期从欧洲引进技术，“站在巨人肩膀上”加速了美国经济发展。到1850年，美国结束了完全照搬欧洲技术的历史，走上工业技术创新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工业技术比美欧工业技术落后20年。从1956年到1970年，在15年间仅花60亿美元引进13955项新技术，掌握了其他发达国家要用50年时间和2000多亿美元所发明的先进技术。日本引进技术与自主研发投资之比为1比10，实现引进一代、消化一代和创新一代。据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之会1982年3月调查，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43种主要工业产品的186项高新技术中，日本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分别占32%和29%，赶上和超过西欧的分别占44%和38%，日本成为科技创新型国家。

美国兰德公司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没有技术独立和安全，就没有经济独立和安全，就没有政治独立和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科技和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中国来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四、妥善解决财富增加与公正分配的关系

近年来，从“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到“华尔街之秋”群众抗议示威矛头直接腐败、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

据IMF的《金融与发展》杂志统计，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占据美国社会财富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为10%，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前为23.5%，到2009年升至约40%，2012年达到81%。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指出，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增加财富的95%落入仅占全国人口1%的富人腰包。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3月17日刊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关系和国际事务教授史蒂文.珀尔斯坦题为《资本主义合乎道德吗？》的文章介绍，50年前，美国一般公司总裁的收入不到一线工人工资的50倍，如今这个数字已接近350倍。美国《新闻周刊》2013年6月26日刊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题为《美国梦的终结？》的文章指出，日渐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将导致“美国梦”的终结。

引人关注的是，西方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正在演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拉大。据统计，彼此联系的147家巨型跨国公司已经控制全球财富的50%，而在世界70亿人口中，每8人就有一人食不裹腹。据2013年7月的数据，目前有1/7美国人依靠联邦政府的食品救助生活，有61万人无家可归。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3年10月10日援引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显示，4300万欧洲人无力自己购买饮食，“欧洲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目前已经把30%左右的贫困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工作和生活，上亿人口告别贫困。截至2012年底，农村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表示：“中国的努力是使全球饥饿人口减少的最大因素。联合国在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中计划在2015年使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半，中国正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但是，据统计，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从2008年的0.491降至0.474。

二、妥善解决政府职能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政府职能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长期来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二者难以相辅相成，各尽其责。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自1861年美国共和党执政50多年间基本上实行自由放任特别是不干预大企业垄断和谋取暴利的经济政策，直到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民主党人罗斯福1933年初入主白宫后实施“新政”的核心是加强政府干预，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即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罗斯福“新政”的基本精神在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政策中所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滞胀”困境。在民主党主导美国经济政策近50年后，共和党人里根把批评指向政府，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从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共和党执政20年间，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美英携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日本经济学教授服部茂幸指出，他们“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着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框架统统打碎。美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渗透到了全球。”特别是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终于引发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大衰退。2009年民主党人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制定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和相关政策，但遭到共和党、大财团和大企业的顽强抵制、难以实施。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呢？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决定强调：“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世界经济前景与中国应对之策

IMF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6%，相当于过去3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但是，研究机构和专家们对主要国家和地区未来经济趋势和前景的预测存在很大分歧和差异。

一、发达经济体：子夜还是黎明？

发达国家经济是处于黎明前的曙光还是仍徘徊在子夜的黑暗，仍是见仁见智。

IMF预测，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2%，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6%和1%，都略高于上年增长水平。但是，悲观者认为，主要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积重难返。美国预算局2013年9月17日警告说，国会远未完成消减财政赤字的任务，未来10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从目前接近17万亿美元增至30万亿美元，国债占GDP之比将从105%增至150%。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3年11月17日发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题为《永久的衰退？》的文章，他与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拉里.萨默斯都预测，温和萧条可能成为美国经济常态。法国专家指出，“多速欧洲”已成现实，今后几年欧洲经济只能温和复苏。201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2%，日本国债占GDP之比已高于214%，美国媒体指出，继续大规模购债将成“定时炸弹”，“安倍经济学”行不通。

乐观者认为，发达经济体仍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强，美元和欧元等仍是国际主导货币以及总体创新能力强等优势，因此，发达经济体经济将步入新的增长期。中国人民银行周诚君等专家在《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发表文章认为：“长期看，美国具备低利率、低能源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市场和技术创新等五大优势，经济增长具备再出发的条件，2015年前后经济可能强劲增长，美国或成为全球三大板块中最早走向稳定增长、恢复繁荣的国家，很可能重现2002—2007年期间的增长势头。”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新兴市场股票业务负责人鲁奇尔.夏尔马2013年6月出版的《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一书中预测：“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平衡崛起将在许多方面重塑全球力量平衡，并为西方国家集体复兴、重新赢得曾被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掠去的光芒创造条件。”

二、新兴经济体：增速放慢是暂时现象还是具有长期性？

有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国民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和大量人才外流，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最终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国家，因此，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慢是结构性问题，并将具有长期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斯.阿斯伦德认为，工业化进程现已结束，大多数国家——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将回到1980年至2000年期间约3.5%的增长水平。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奥尼尔预测，金砖四国经济年约增长率将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8.5%将至2011至2020年的6.6%。法国《回声报》网站2013年7月30日发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的文章认为，新兴经济体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将低于上一个十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奇迹或许将宣告结束。

IMF经济学家卡尔帕纳.科克哈尔认为，如果经济增速放慢意味着新兴市场可以在不产生资产泡沫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那么这种增速放缓值得欢迎。例如，许多亚洲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很高，对经济持续增长已构成威胁。经济学家们认为，新兴经济体应改善基础设施、增加研发投资等，以启动下一轮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13年5月16日发布的一项报告预测，未来20年内，全球经济均增长率在2.6%至3%，而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仍将达到4.8%到5.6%。2012年发展中国家GDP已占全球的50%，IMF预计这个比例将在十年内升至2/3。

三、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8%的增长水平，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升至第二位。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1、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主要发达国家对国际机构机制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越来越被动，却大力推进两洋战略。美国和日本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美欧协力推进“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协议”（TTIP）谈判，旨在架空WTO，重新制定规则和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矛头直指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德国全球与地区问题研究所2013年3月底发表一份报告预测，“老工业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将退居到半边缘地位”。报告认为，美欧国家可能几乎无法忍受这一点，为维护“全球特权”，西方国家目前正在“它们的多个投资舞台和战场”进行“前沿防御”，它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仍然坚持“西方的价值观，甚至不惜使冲突军事化和残忍化”。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IMF、世界银行和WTO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正当权益，有效应对严峻挑战。

2、用好两个市场

2013年9—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同建设地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市场仍然广阔。2013年7月10日至11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91项具体成果，涵盖加强双边、地区和多边合作八个领域。中欧领导人提出将中国与欧盟贸易额将从2012年的5460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万亿美元。

中国立足扩大内需，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从而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

3、既“引进来”又“走出去”

1979年至201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2761亿美元，已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319亿美元。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878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今后五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一些专家预测，中国对外投资将很快超过外商对华投资，中国企业将为各国和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利益。

4、立足大国边，实现共繁荣

中国和东盟贸易额将从2012年的4000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万亿美元。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2010——2020年，亚洲需要8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10月2日至8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东南亚国家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1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起有关国家的高度关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发展，2013年双边贸易额将接近一千亿美元，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前途广阔。过去十年，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已从254亿美元增至3700多亿美元。中国将继续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相处，继续与周边国家加强互补互利的经济合作。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