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改革。虽然改革日程的细节还未经披露，但毫无疑问将于11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解决国内艰巨的经济挑战。不幸的是，似乎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会迅速推出大胆改革以应对危机，但这却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即新型以及创造性的外交政策思想。

诚然，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已决心以创新、大胆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例如，习近平主席积极与美国接触，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开展讨论；就中国与东亚、东南亚邻国的一系列领土争端问题，他也重申了中国的主张与利益。

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依然以“和平发展”为基础，而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越发无益。在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总体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双赢合作”。

中国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发展，这听起来也许不是件坏事，但采取这样的方式至少有两大问题。

首先，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想化（乌托邦式）认识。事实上，尽管大家都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杰出的实践者，但其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专业化与贸易可以加强国家间相互依赖，促进和平。其核心理念是，中国持续的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

尤其是在与非洲或拉丁美洲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政府强调这种关系是互补的、互利共赢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需要从这些地区进口能源、矿产与农产品以促进自身发展。这样的经济合作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促进发展的双赢结果。

这样的构想在原则上是没问题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则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例如，巴西总统罗塞夫(DilmaRousseff)表示中巴关系需要超越互补关系。而尼日利亚央行行长近来则表示“非洲各国必须要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在非洲发展并不是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无法满足其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伙伴。互补的经济关系不一定会使合作双方都同样满意，也不必然等同于稳定、健康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关系。

和平发展战略的第二大潜在问题是错误地假定中国公司的海外经济活动等同于中国总体的国家利益。中国核心的对外经济政策，如“走出去”政策，推动了中国在海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而这类政策是建立在颇为乐观的假设之上的，即中国企业，尤其是在海外运营的国有企业，将会积极推动双赢的国际关系。

然而，从中国与委内瑞拉以及缅甸的互动来看，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与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行为与利益会使中国政府陷入始料不及的外交政策困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HugoChávez)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随着委内瑞拉陷入了不断恶化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如今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应对由协议引发的问题。而在缅甸，中国国有企业参与了大坝以及能源管线建设，但这最终促发了政策反弹并带来了广泛影响。其中，2011年缅甸政府由于国内反对情绪高涨叫停了中国投资的密松大坝项目。这一举动体现了缅甸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大幅转变，即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依赖。如此举动使中国在缅甸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处于被动。

诚然中国政府面对着诸多外交政策挑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三中全会上国内政策才是更为重要的内容。不过这些挑战也需要得到解决。与其说和平发展能够实际指导中国日益复杂的外交关系，不如说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表态，这在中国与很多地区在很多领域的接触中都有所体现。即使是一向乐于与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接触的蜜月期也已结束。这些国家现在寻求拓宽并加深与中国的关系，而不仅仅满足于利用基本经济相对优势进行经济互补合作。

35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双管齐下。中国政府正努力重振这一方式的前半部分，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了第二部分。

(作者陈懋修(MattFerchen)现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