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是随着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世界格局的转型而不断演进的。长期以来，我们视中美关系为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是“纲”，纲举目张，只要把中美关系搞定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可以被称之为“中心开花”的外交模式。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和突破的良性效应会扩散到中国和其他第三方国家的关系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美交往和中国与第三方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动就呈现出这种特点。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所产生的辐射效应推动了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例如日本首相田中等人就急忙于同年访问中国，并抢在美国之前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心开花”模式能够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中美两国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仍然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宏观层面有着相似的战略目标和述求，并认同合作和协调是两国关系的基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阻止第三方国家和中国改善关系，也不太在意第三方在加强和中国关系方面走得太快。

而如今中美关系中第三方的地位和作用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美方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和中国开展全方位的战略竞争，看不出中美两国还有什么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对华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在竞争中击败中国，以维系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从这种视角出发，中国和第三方的关系就在逻辑上变成中美战略竞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大力推行的所谓“同盟和伙伴”战略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将第三方国家纳入和中国战略竞争的轨道。虽然美方官员在口头上言之凿凿地表示美国不寻求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外交上则处处以华划线，在安全，科技，经贸，人权等诸多领域向第三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即使不加入美国的阵营，至少也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由于美方在对华关系中主要追求的不再是合作，而是胜出，即使合作也只是为了避免关系脱轨失控导致冲突的策略性目的，中美关系就难以有实质性的重大改善，如此在处理与第三方关系时，传统的“中心开花”模式也难以为继。

在中美关系这种大背景下，就中方而言，开拓和经营和第三方国家关系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美方也清楚地认识到，凭美国一己之力，单打独斗是无法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胜出的。华盛顿试图通过“民主对威权“和“泛国家安全”的叙事来凝聚第三方人心，建立对华竞争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两张牌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有一定作用，但是在非西方国家中则效力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和冷战时期相比，中方和关键的第三方国家，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都已经建立起高度相互依赖的经贸关系。甚至连把中国作为头号对手的美国本身也无法完全与中国搞“脱钩。”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无意打新冷战的内在原因。这就为中方的第三方战略从“中心开花”向“迂回包抄”模式过渡提供了机会。既然“中心”暂时推不动，还不如从“侧翼”发力，花大力气经营二个“中间地带。”

二十大前后，除了通过“习拜会”稳住中美关系之外，中国的“非美”外交高度活跃。中方最高领导人频频出访中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就是这种新第三方战略的小试牛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谁能胜出，除了看谁能在国内做到良治善政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谁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朋友和人心。而一个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的新第三方战略能够有效地压缩美国的战略空间，牵制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从而减轻对中方的战略压力；从长远看，也有利于中美在全球博弈中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增加双方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动力。

（作者为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文章转自“海外看世界”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