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12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国家防卫战略》等三份国防相关文件，強调大力增加军费，发展进攻性武器，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军事力量，以实现军事力量的升级，表明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军事政策已发生质变，是日本利用美国为其松绑的机会，图谋东山再起的危险动向。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占领。1946年，日本颁布和平宪法，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52年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和1960年修改生效的《新日美安全条约》，成为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是美国保护日本又控制日本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日本提供安全保护伞，另一方面，又限制日本发展军备，防止日本东山再起。

在日美战后体制下，日本在外交上长时期内奉行低姿态、追随胜者美国，以所谓“外交三不原则”即“不显眼、不说话、不冒尖”为原则，偏居东亚之一隅，卧薪尝胆，埋头苦干，以发展经济为至上课题，对外则奉行贸易第一主义。在军事领域，其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尤其是被规定不能发展带有攻击性的武器，也不可以拥有正规军队，所以日本军队只有所谓的自卫队，奉行“专守防卫”的防御政策与“无核三原则”。

日本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到1986年，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存在感凸现。当时，这个“经济巨人”虽然是政治上的矮子，却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一极”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负担联合国预算的11%，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日本的军费预算超过300亿美元，次于美苏，居第三位，其陆海空军事力量已与英、西德匹敌；日对外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1988年实额为91亿美元，仅次于美（98亿美元），居第二位；日对外贸易盈余800亿美元，其中对美盈余520亿美元，是世界最大贸易盈余国；日对外债权达2400亿美元，跃升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美国沦为负债400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债务国；日外汇储备8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拥有53艘驱逐舰，相当于美国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游弋的驱逐舰的二倍多；日国民生产总值（GNP）达美国的57%，人均GNP（19642美元）超过美国；日在半导体、微电子、生物工程、光电子等高科技领域已居世界前列，其开发新技术能力处于领先地位。

以经济实力为支撑，日本外交也一改旧貌，提出日本要成为“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要奉行“积极的和平主义”，其主要特征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低姿态变为谋求主导权，由追求经济利益，变为谋求政治影响。

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诉求，摘除战败国的帽子，成为“普通国家”，东山再起。外因是美国的压力和要求。日美关系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海湾战争后，日美关系的重要课题是日本如何分担责任。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不断扩充军备，造成负担过重，导致经济力量削弱。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仍靠美国军事保护，自己却一味发展经济，美国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竹下登于1989年1月末访美，双方宣称建立“世界中的日美关系”，进入“日美新时代”，意味着美国要求日本肩负更大的责任，而日本则对美的世界战略采取“政策协调和共同作业”的态度，表明在国际政治格局基本未变的情况下，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结构有所调整，日本的身份和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当时，美国需要日本的合作，又对日本抱有警惕，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纠结和苦恼：

1、想让日本分担防卫责任，但又要防止日本重新成为自国和他国的威胁。

2、想引进日本的技术，但又不愿意让日本控制美国的产业和防卫中枢。

3、因有财政赤字，想让日本购买国债，但又不愿意让日本的债权者和投资家来支配美国的财政和企业、不动产。

4、想扩大对日出口，但又想限制日本，要日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

所以，1988年8月4日布什总统在答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问时，明确表示：“美国的对日政策是美国军事，日本经济，各尽其责，相互合作，来加强西方世界”，强调日本“今后应履行经济大国的责任，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笔者注：实际是指对美日经济上必要、战略上重要的国家）的援助，成为主要援助国，从而建立美日新型伙伴关系”。

布什提出希望日本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而不要大幅度增加军费，背景是担心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认为日本的经济力量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影响，一旦成为军事大国，将成为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也将危及美国的霸权。

基于上述考虑，直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一直反对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首先，就是牢牢限制日本在核领域的发展，彻底杜绝日本成为有核国家，这是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底线。为此，2014年，美国政府直接要求日方立即归还冷战时期美国以研究为由向日本提供的约300公斤武器级核原料钚。

其次，限制日本直接拥有航母及中远程弹道导弹。上世纪70年代，美日双方曾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受指针限制，日本迟迟无法在弹道领域有所突破。为此，从2014年开始，在每次双方对指针修订时，日方均希望增加“日本独自拥有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但美方并不支持。

三是对日本自卫队防卫权的掌控，一旦发生战争，自卫队将全权交由驻日美军指挥调度。

正是由于美国的把控，虽然日本后来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领导人也提出过“加强自主防卫能力”的口号，但基本上没有突破“专守防卫”的框架，日本的军费预算除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一度有所突破外，一直遵循1976年日本三木内阁的规定，控制在GDP的1%以内，40多年来没有改变。

但是，自特朗普上台到拜登执政后，美国整合以美为主的安保体制，向地区安保体制过渡，在亚洲保持实质性军事存在的同时，更加倚重、利用日本，称日本为对等伙伴，给日提供机会，要求日分担责任，扩大日美安保条约职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为此，美国政府不断为日本自卫队出国作战等“松绑”，改变了一直以来奉行的限制日本发展进攻能力的政策，默认日本自卫队发动先发制人攻击，以充分运用日美同盟作战能力。由于美国突出强调日美同盟的全球化属性，美日安全合作的领域空前扩大，从传统的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反潜作战、反导作战、后勤支援等到太空网空合作，再到装备技术与情报合作，可谓全维立体，无所不包。

美国政府纵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要求日本增加军事力量，提升与美军协同作战能力。安倍政府抓住美国松绑的机会，用内阁决议替换内阁法制局代表日本政府一再重申的宪法解释，打破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区，借助日美同盟的特殊地位，通过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完成日美部队双向防护责任对等化、同盟军力一体化、海洋与太空战略对接等涉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建设，实现了日美同盟升级，相当程度上清除了战后制约日本军事领域发展的束缚。

接着，安倍政府又紧锣密鼓地炮制了《新安保法》。这部2016年3月29日生效的法律，囊括一部新立法和10部修改法，它在解除限制自卫队发展和运用的法律束缚、扩大自卫队的同盟义务及日美部队联合作战等方面，完成了日美同盟划时代的升级，基本达到了自卫队出国参战合法化的目的，并且为日本灵活运用法律规定留有操作空间，从而，掏空了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条款。

特朗普和拜登政权还要求日本大幅度增加军费。在美国要求盟国的军费提高到GDP的2%以上，北约30国中已有11国达标的背景下，日本2021年的军费突破GDP的1%，达到1.24%，2022年的军费预算达5.4005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2022年4月，时任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宣示，2023年将大幅增长到6.5万亿日元（约合3341亿人民币元），占GDP2%，强调今后“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力量”，将军费占GDP比提高到2%以上。按照日本政府的计划，从2023财政年度开始的5年军费预算将达30万亿日元（约合2640亿美元）。对此举，美国副国务卿曾上门表扬日本。

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文件，核心内容有三：第一，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第二，发展进攻性武器，使日本能够使用远程导弹打击敌方的基地和指挥机构；第三，提出将日本的军费预算占比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今后５年支出43万亿日元（约合3150亿美元）的计划，将使日本的军费达到北约的标准。提高军费，这是岸田文雄内阁上台后，迎合美国要求并抓住美国松绑机会采取的一个大动作。

日本政府三份安保新文件一经发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第一时间发表谈话，表示欢迎：“我们欢迎日本发布最新战略文件……这反映了日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坚定承诺。”“我们支持日本获得加强地区威慑的新能力的决定，包括反击能力。”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2022年9月在东京演讲，大肆鼓吹美日同盟关系，认为双方已从此前的“盟友保护”进入“向印太地区同盟投射”，大加赞扬日本计划将军费增至占GDP比重的2%”，并强调日本应该拥有“反击能力”。

日美力量对比变化是日美关系变化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日美关系变化的催化剂。美国放弃他一直警惕并限制日本军备的初衷，给日本松绑，授意日本大幅提高军备，这意味着放虎归山，是其对日政策的重大转变；也意味着日本在沉寂多年之后，正在对美国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反加利用，图谋东山再起。

日本寻求实现防卫能力“质的转变”，意味着日本的目标不仅仅是亚洲，一旦这种超强军力形成，便可成为威胁世界的国家。这必将对亚洲和世界局势产生严重影响，也将导致美日关系的嬗变，其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