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4-25日，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本期刊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研究员的发言。

从本世纪初至今的20多年里，“美国向何处去”，一直是国内乃至各国研究界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因为人们的基本假定是美国霸权“高处不胜寒”，而其未来动向又与我们利益攸关。无论是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亦或是9·15金融海啸后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改革，更或是特朗普当选后在国内“禁穆”“修墙”“排华”，对外“废约”“退群”和发动“贸易战”“意识形态战”，人们对任何具体问题的关注，都不自觉地要论及美国的长远走势和国际地位。由于美国表现越来越差，人们对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便日益聚焦于“美国将衰落到什么程度”这类倾向性话题。2020年以来，美国是疫情、经情、社情、选情“四情叠加”，情况比以往更加危急。拜登临危受命后，整改决心很大，动作幅度也很大。从目前迹象看，拜登想要推进的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新一轮深刻的国家转型，是想打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一直以来在关心的“美国向何处去”问题，则因而转化为“美国到底能不能好起来”的追问。

在此语境下，关于美国的未来前景，有四类可供参考的猜测或类比：

第一种猜测可以称作“新新政时代”。这不仅是因为“绿色新政”在拜登上任前就成为关键词，因而引发人们到底是“绿色领域的新政”还是“以绿色新政带动全面转型”的无限遐想；而且还因为拜登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及背后逻辑，大多与罗斯福新政一脉相承，例如联邦职能的加强、政府体制的变革、亲社会管市场的政策倾向、以及劳资契约关系的重建等。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疾风骤雨式的行政令，在控枪、移民、种族等问题上的改弦更张，在“救助计划”、“就业计划”、“家庭计划”等政策上的恢弘手笔，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改革上体现出的较真碰硬，让一些人禁不住相信3B（build back better，“重建美好”）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拜登政府能基于美国仍为“一超”的综合优势，利用涉疫危机提供的巨大契机，从推翻前任特朗普的所谓“倒行逆施”入手，大胆推进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全方位变革，美国是否有能力推动“二次新政”，让美国转为危机、化被动为主动，再次奠定美国长久霸权的基础？事实上，拜登政府的很多官员就是这么期待的。

对美国前景进行的第二种猜想可以归结为“新里根时代”。里根和拜登接手的都是满目疮痍、灰头土脸的美国。里根和拜登的挑战均可概括为：战争阴影挥之不去，竞争对手迅猛崛起，国内经济滞胀，民众士气低迷，社会抗议频繁，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政治斗争上升到要弹劾最高领导人的地步。拜登与里根分属不同政党，理念差距巨大，但在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上却有不少相通之处。无论是对外强硬、人权外交、意识形态对抗和强化西方同盟，还是动用举国体制、通过大笔投资来搞大国竞赛——以前是军备竞赛，现在是科技竞赛——并以此拉动经济转型，都能看到这种相同点。尤其是在对对手的手法上，当年对苏政策与当前对华政策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既通过释放“混合信号”对对手实施“战略诱导”，又通过“加速主义”策略在多领域实施“成本强加”。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战略界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对苏政策中寻找灵感。就此而言，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将拜登时代与里根时代相比，将拜登时代称作“新里根时代”。

对美国前景进行对比的第三类坐标来自于美国周边，即“拉美化”。如今拜登执政已接近百天，“拜登新政”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拜登曾是奥巴马副手，回想当年奥巴马执政百日，也曾掀起一股强劲的“奥巴马旋风”，不过当时就有人怀疑这到底是“新政百日”，抑或不过是“百日新政”。毕竟，新政这么难的事，不是说搞就能搞成的。拜登是否会步奥巴马后尘，拜登新政是否仅是昙花一现，目前还不好说。若是拜登新政搞不成，则很可能让美国政治陷入“拉美化”，换上“拉美病”。

学界对“拉美病”有很多研究。其中重要结论之一，是拉美国家治理之所以陷入困境，源于在利益固化、社会分化、政治极化、国家治理方略思路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左右民粹政党交替执政，导致今天左翼民粹政党上台，把国家发展的方向盘往左打到死；明天右翼民粹政党上台，又把方向盘往右打到死，使国家失去了治理战略的长期连贯性。

以前我们曾讨论说美国社会的“拉美化”，说的是拉美裔人口的比例上升；如今，我们有理由担心美国政治的“拉美化”，即左右翼民粹势力正前所未有地交替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奥巴马8年执政，可被认为是政治素人当政后坚持传统建制路线的最后代表；过去4年特朗普执政，其路线是典型的右翼民粹甚至是极右翼民粹；如今，民主党全面当家作主，很多政策都受到国内左翼民粹思想和党内以“进步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左翼民粹力量所牵引，民主党内部新老民主党人正在围绕党内政治路线展开激烈竞争；目前推出的“美国救助法案”、“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很大程度上受到激进左翼思想影响；“绿色新政”是拜登想做的，但也更多受到进步派催动；可以说，拜登本人的特性是主流建制派，但他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正越来越显现出激进的左翼特征。如今的美国已完成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交替执政的第一个循环，未来会在拉美化的道路上走多远，这是事关美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对美国前景进行对比的第四个视角来自于美国前任，即“英国化”。厉以宁前辈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中归纳了英国作为老牌帝国陷入衰败的四大原因，分别是“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殖民帝国的过度扩张”、“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束缚”。我们将当年的英国和如今的美国对比一下：拜登政府仍在反复唠叨的那些价值理念，是否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传统精神枷锁？美国基础工业也出现某种形式的“空心化”，拜登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链政策会不会对此有所改变？拜登大手笔增加社会福利投资，会不会造成像英国那样压垮国家财政的社会福利负担？关于美国是否过度扩张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美国现在摆出“美国回来了”的架势，这会不会给自己带来过高的海外行动成本，从而让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海外行动变得不可持续？如果美国避免不了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这些共性弊端，那么美国的衰败和收缩就是迟早的事。

在上述四种前景中，直观的感觉是：前两种对美国是“好”的，而后两种对美国乃是不祥之兆。从新世纪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问“美国到底向何处去”；如今我们则不得不更加迫切地追问：美国的衰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到底还能不能“好”起来？我们最终会见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最符合（或最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某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加积极地介入对这一趋势的管理，以便让其破坏最小化？这一系列追问之所以说迫切，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尚能以学术审美的心情、作壁上观的姿态，或者至少是随国际学术同行的“大流”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今，中国被锁定为“头号对手”，而我们也为自己定下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躲在大树后面是不行了，没有谁再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甚至没有谁与我们处境相同；因此我们的研判必须基于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视角、中国方法，做出的研判必须精准到位、管总管长，容不得丝毫差错。

这是我对“美国向何处去”这一老问题在拜登任内的新思考。比较主观和初步，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华美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