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卡舒吉于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内离奇死亡的案件在舆论的质问中仍不断发酵着。大家热衷于讨论此事，部分缘由或是因为目前披露出的细节已超出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和伦理道德的认知底线。由此，沙特的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成为了热议的话题，而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政策会否因此而调整也成为了各届关注的焦点。

沙特迟滞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20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在殖民主义和地方部族统治势力的笼罩下，现代国家建构仍然未见踪迹。在同英国的联盟中，伊本·沙特率领自己的部族，由一个小王国不断壮大，直至统一了半岛并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事实上，沙特自建国以来一直没有独立的宪法，而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与尺度；禁止党派活动，公民社会发展严重迟滞。

“改革”一词对于这个因循守旧的王国而言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回顾历史，沙特在现代国家构建及政治经济民主化转型方面的改革乏善可陈。相对值得圈点的是九十年代公布的“三大法案”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国民对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沙特国内新兴资本家和高技术人群成为社会新贵，与传统的部落贵族及保守宗教人士争夺国家发展的主导权；与此同时，海湾战争爆发，科威特的遭遇让沙特产生唇亡齿寒之恐惧。内忧外患倒逼沙特王室对陈旧的国内治理体制进行改革。

1992年，沙特王室公布“三大法案”，即《政府基本法》、《协商会议法》和《省组织法》，拉开了其政治变革的序幕，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不断提升，现代国家的机制性构建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三大法案，沙特王室回应了“新贵”的呼声，巩固了社会的稳定，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支持王室的政治基础，使其政权在地区变局中得以稳定乃至渐强。

“9·11”袭击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两场战争，迫使沙特加速改革的步伐。彼时，沙特国内对减少极端保守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干预、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呼声很高，国际上对沙特加强反恐、去极端化的要求也是此起彼伏。作为回应，2003年沙特正式成立“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国民对话中心”，作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重要桥梁：一方面可借此倾听民众呼声并作出适当的回应与变革；另一方面，也通过该中心将社会发展的最终解释权把握在王室手中，对民众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统一，从而实现社会自上而下、稳妥有序的渐进性改革。

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令一众世俗共和国出现政权更迭，有的甚至陷入内战泥沼至今动荡不安。沙特凭借着丰厚的石油美元蹒跚度过此次危机；但强大的外部压力要求其必须顺应国内民众和时代的要求，采取更加开明的政治统治。

在这一背景下，穆罕默德王储登上了沙特权力舞台的中心。2016年4月，沙特正式对外公布《2030愿景》，其中包含对经济、军事、政治、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规划与期待。王储雷厉风行的性格以及铁腕的军事与政治手段，将沙特带入政治强人时代。事实上不仅沙特，世界范围内都迎来了强人政治的回归。

客观而言，对沙特这种仍在推动自身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而言，强有力的威权对破除来自传统社会中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有重要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强化改革的效率与深度有所助益。另一方面不必讳言，沙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王储的强势统治下势必受到负面影响。

王储的“改革”不容他人置喙，这是暂不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开放及社会的自由化未必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毋庸置疑，卡舒吉事件最终的国际影响远超沙特王室的预期。这令尚未做好准备触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穆罕默德王储有些措手不及。

卡舒吉事件是促使沙特加速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契机，但沙特王室仍然在十字路口徘徊，力图夺回主导事态发展的方向盘。从目前来看，卡舒吉事件带来的压力仍然来自外部，沙特内政并未因此受到不稳定因素干扰。这也是沙特王室仍寄希望于息事宁人的主因。卡舒吉事件或令王室在未来的行动中更加小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沙特社会的民主化演进。

特朗普的“中东民主计划”？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推行的以“民主”为旗号的政治改造计划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存在。冷战期间，此类计划大多浮于表面，但苏联解体令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急剧膨胀，美对中东的“民主化”改造也进入了实质阶段。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之前，美国共计投入中东地区约2.5亿元用以“民主计划”。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为进一步推行美式民主，消除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其进行了软硬两手的准备。硬的一手是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以震慑中东敌对国家，树立民主样板；软的一手就是布什总统酝酿已久的大中东计划。

尽管同样是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与小布什两位总统对中东的关注点和政策重点不尽相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明确为：打击恐怖主义，打击反美政权，塑造负责任的国际能源合作方。民主意涵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已黯然失色。

对美国而言“民主”既是目标又是手段。美国历届政府在此天平间不时调整重心，力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特朗普政府似有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天平的考虑，至少是仅选择了“手段”这一个选项。究其根源，是源自实现地区的民主治理与保护美国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或将大幅增加政策目标实现的风险。

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或许涵盖打恐、维系军贸、能源等一系列议题，但“民主”议题大概率不在其列。因此，美国现政府对中东的所谓“民主改革”计划已陷入事实性停滞。卡舒吉事件的后续演化，首先不能触碰美在中东利益的“核心”，不能削弱美在地区的影响力。至于其是否能成为美“离岸制衡”中牵制沙特的一张牌，时移世易，或许仍需特朗普政府谨慎应对。

（作者为亚太智库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