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行前对中国媒体称，他将与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日双方还将举行纪念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他还将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访日，“希望通过频繁的首脑往来将日中关系引向新的时代”。

舆论普遍关心的是，中日恢复邦交40多年来风风雨雨，波折不断，几乎每七八年折腾一次，每折腾一次关系就降温七八年，陷入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不良循环中。以安倍正式访华为契机，让中日关系摆脱过往噩梦般的周期律而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应该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望和协力方向。

建交缔约：中日相向而行，蜜月令人难忘

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化及中日民间交流大发展的双重势头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承认一个中国。1978年，受中美即将建交以及美国期待联合中国遏制苏联的外交战略影响，日本又率先与中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虽然条约仅有5条纲要性表述，却推动双边邦交迈上新台阶，也成为改变国际格局和缓和地区局势的重大事件。

中日缔约之际正值中国进入命运转折的历史关头，确立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并以全新姿态和面貌除弊立新，融入世界。随着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正式访日和此前“熊猫外交”的铺垫，日本举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中日关系也进入当代蜜月期。

受国际关系和地缘格局变化拉动，怀着对侵华历史的负罪感和对中国免除战争赔偿的感激，以及重塑中日“一衣带水”睦邻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和开拓庞大中国市场的商业诉求驱动，日本政府、企业和民间友好人士以极大热忱积极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1979年起，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援助开发计划（ODA），包括有偿援助（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先后援建了诸如京秦铁路电气化改造、南昆铁路、北京首都机场、上海宝钢、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一系列规模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和施工难度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日本现代制造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输入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无疑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海外推动力。

1984年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精英应邀访华后，日本举国对华友好气氛进入高潮。同期，中国也掀起一波又一波“东洋流”，高仓健、山口百惠、大岛茂、川端康成等成为中国无数受众的偶像和梦中情人，大量日本游客成为推动中国旅游、观光和服务业的主力，大批现代日语政经词汇被中国吸收流行，反映中日友好的中国影视剧也相继热映热播……

然而，贯穿80年代的中日邦交水乳交融的美好图景很快被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严重冲击，双边关系逐步转入持续波动、龃龉和摩擦、对抗阶段。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向西方阵营的强硬立场看齐，日本对华舆论也风向改变。90年代中期，随着抗日题材影视剧、抗战纪念活动及场馆高密度登场，日本右翼势力也重新抬头，否认侵华历史、美化军国主义和参拜晋国神社等逆流渐起，一并倒推中日关系拐弯下滑。

新世纪：中日关系经热政冷、战略竞争日益加剧

2000年以后，随着民间对日索赔维权、日军遗留毒气弹泄露、东海划界分歧以及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的发酵，中国多个城市一度爆发前所的反日风潮和抵制日货运动，中日关系遭遇建交和缔约后的大寒冬。2007年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公开支持、鼓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加强军备、走出海外，借助日本钳制、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同时，中国经济总量相继接近、追平并反超日本，也让发展陷入长久瓶颈期的日本社会普遍产生强烈的不适感和战略恐慌。2012年，在日本极右翼势力用钓鱼岛大做文章以及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之后，中国推出一整套宣示和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措施，并建立东海安全识别区，中日钓鱼岛之争进入短兵相接、几乎擦枪走火的危险阶段。

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随着中国日益进入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中心，日本社会呈现整体右倾化态势，主张修宪的声音渐成主流，民调对华恶感达到极限，中国威胁论的聒噪也水涨船高。不仅如此，日本强力介入与之无干的南海争端，挑动和唆使相关国家与中国缠斗，并通过“地球仪外交”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角逐影响力。中国推出亚洲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后，日本又带头质疑、反对和抵制，并在沿线国家与中国展开激烈争夺甚至恶意竞标，以图独占市场或提升中国的投资成本。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明显调整，倡导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设置贸易壁垒并全面发动贸易战，退出包括日本热衷构建的TPP和其他多边机制，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费用。这一冲击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剧烈变化，以及中国不可遏制的增长势头和全球发力，逐步让日本精英阶层意识到，美国已不可靠，中国更今非昔比，继续抱定冷战思维处理对华关系，不仅徒劳无益、增加成本、自我孤立，还会丧失搭乘中国崛起便车的重大机遇。

过去几年，随着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战略自信日益增强和全球视野更加开阔，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成熟，中国对日关系的思路也出现明显调整。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会见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政要，均高瞻远瞩地强调正确史观的意义，重申和平发展和绝不称霸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并在实操层面管控中日关系危机，鼓励中日投资、经贸和人文交流。

在上述内外因素作用下，由企业界为先导，以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越来越多的日本政商人士开始用积极的目光重新审视中日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深入探讨如何共同参与这一进程。今年5月，李克强完成8年来中国总理首次访日标志着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不仅受到安倍本人和日本上下的高度重视，中日还签署了一系列面向未来的双边合作文件。特别是名为共同开发第三市场实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备忘录，宣告中日关系重新对位，将从对峙、对抗转向和解、和睦以及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互惠合作。

观察家们注意到，为了营造良好气氛，自去年4月以后，安倍内阁没有高官在春秋两季例行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10月23日，安倍发表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讲话，也保持了一定的分寸感，足见其对这一历史性访华的重视。同时，作为修补军事互信的重要一环，中日两国正在计划重启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互访，以恢复中断7年的两军交往。

安倍访华期间，可能提出结束延续39年、总额约2551亿元人民币的日本对华开发援助，并期待获得中国谅解，因为中国国力已超过日本，今后将以“对等”的方式重新安排。客观地说，日本对华援助曾经雪中送炭，在华日资布点已达3万多处，中国政府和人民也自然领情和不会忘记。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如何在金秋十月系统、全面、长远地重塑关系，并确立搁置争议、面向未来、携手亚太、共同为世界做出卓越贡献的战略关系框架，将是特别值得期待的成果。

（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联社总裁，文章转自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