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内的“革命运动”纷纷扰扰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18日发表声明称，将根据特朗普的授权和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近四十年中美经济合作和竞争交织的发展终于走到了这个关键的节点。

这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所谓的301条款，是美国在上个世纪用于保护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利器。其根本作用就是为了美国政府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在打贸易战的时候从进口额度上限制对手，目的是对上诉措施提供国内法依据。而对于遭受301条款贸易调查的对象国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着出口商品丢失美国市场份额的风险，进而影响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301条款上一次的大规模应用还是在1980年代，当时是美国和日本贸易谈判时期。自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国际贸易争端逐步转移到了WTO这个平台上，双方一般通过世贸协定中的条款加以仲裁和解决，美国也基本上暂时中止了使用“301条款”，这个单方面的国内法来解决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争议。这也是在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再次启用301条款会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美国启动的针对中国的“301”贸易调查到底对于中美贸易，特别是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30年前美国对日本的301贸易调查所产生的后果。

当今天的媒体在分析上个世纪美日贸易战的时候，往往简单的将美国针对日本的“301”贸易调查和关于汇率调整的广场协议作为导致后来日本泡沫破裂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在1980年初的时候，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出口企业采取了所谓“自愿出口限制”的措施，已经减少了日本商品出口美国的增长势头，而日本汽车厂商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规模在美国投资建厂，到今天，美国市场上的日本品牌汽车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组装的。而之后美国对于日本的301贸易调查多是集中在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商品出口日本的问题上。

虽然日本在美国压力下作出了许多让步，签订了广场协议，但是，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赤字从1985年的460多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688亿美元，并未由于当初的贸易战和汇率调整而缩小，反而逐步扩大。因此，当我们在分析后来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问题时候，不应过度夸大1980年代日美贸易争端的作用。

回过头来再仔细的分析当前中美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和当年日美贸易的相似之处，但也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一些根本差别。

首先是国际环境和背景的差别，1980年代正是过去几十年内经济全球化周期的起点。当时美国国内对于全球化的观点是全面拥抱的，他们期望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开放的这块大蛋糕可以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

但是今天，美国社会中已经有相当一大部分人认识到，全球化的经济带来全球化的竞争，美国的精英阶层依然会从中受益甚至获得更大的蛋糕份额，但是经济上的中下阶层将在加剧的竞争中丢失自己原有的利益。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从参选到当选以来不断的对中国发出贸易制裁的威胁，例如在钢铁行业，启动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贸易调查，并且在中美经济磋商会议中要求中国降低进口汽车关税，以及他针对墨西哥的严厉言论，就是反映了以美国中下层民众为主的特朗普支持者群体要求保护自身利益的呼声。

但是，今天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也远超1980年代。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让美国针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武器在使用时往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以钢铁行业为例，特朗普的竞选受到了美国钢铁行业的鼎力支持，他的内阁中多名高官都有钢铁行业的背景和利益联系。从特朗普一上台他就不断的就威胁要征收进口钢铁高额关税，但是直到今天仍然还无法落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钢铁行业在美国总共雇用了不到15万人，而使用钢铁作为原材料的下游行业如汽车和建筑业总共雇用了1200多万人。针对进口钢铁征收高关税将提高下游产业成本，从而降低这些下游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而且，美国之前已经对于中国钢铁征收关税，目前美国市场的进口钢铁是被中国钢铁“驱逐”到美国市场的来自日本、韩国和欧洲的钢铁，因此特朗普对于选民承诺的钢铁关税只会损害这些美国盟友的利益。

目前，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仍然以中低端消费品和零件、半成品为主。美国针对这些商品的贸易制裁一来不会让相关生产转移回美国，更可能的是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二来会提高美国企业最终产品的成本，在和其他国家产品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和日美在1980年代的汽车电脑等工业制成品上的竞争和贸易纠纷有着显著差别。

美国对于这一点看得也很清楚。所以，这一次启动贸易调查除了要保护本国劣势行业如钢铁业之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打击中国威胁美国优势行业的产业升级，这也是为什么这次301贸易调查是要调查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

其实，1980年代的美国对日本的301贸易调查中也来过这一手。当时日本在部分半导体行业具有相当的优势，并企图建立一个强大的航空航天和卫星通讯行业。但是在1989年和1990年的日美贸易谈判中，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强迫日本取消了发展自主通讯卫星的项目，并从要求日本全面放开其国内的航空航天市场，掐灭了萌芽状态中的日本航天行业，从而导致了日本在错过了后来30年中芯片、网络和航天通讯领域飞速发展的宝贵机会。今天，连最后有一点竞争力的东芝芯片业务也保不住了。

而这次美国针对中国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贸易调查，也恰巧和中国产业升级的政策实施时机重合。与其说这是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制造业和中底层就业，不如说这是美国为了延缓中国进入如芯片、通讯、机器人等高新科技制造领域的速度，保持甚至拉开中美生产力差距的阳谋。

在这场交锋中，过去我们熟知的关税、进口限额等等手段固然会被反复提起，贸易禁运和技术制裁这些更极端的措施也有可能被美国重新拾起来，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针对中兴通讯出口伊朗而实施的贸易制裁措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这些“卡脖子”式的贸易制裁威胁和举措，恰恰证明了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链。而这次301贸易调查带给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成长空间并顺利发展起来，这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被当前美国政治中的眼花缭乱的种种闹剧干扰，也不能被其政党高度分裂的现状所迷惑，即使视中国为最大对手的班农已经被迫离开白宫，当前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延缓中国产业升级这一点上态度是一致的。在特朗普宣布授权301贸易调查之后，民主党参议员领袖立刻表态支持针对中国的301贸易调查，而且认为特朗普还不够激进。

上个世纪，美国通过贸易制裁的威胁和其他手段，迫使日本放弃了在决定未来走向的高科技行业中和美国竞争，导致日本几乎完全错过了1990年到现在的高科技浪潮。

今天，如果我们把科技产业发展看成一个赛车道，正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也面临着美国在赛道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国能否拉近和前方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弯道超车，将在这个中美博弈的过程中决定。

（作者为旅美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