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欧洲政治领导人因为高品质工作岗位的未来而烦恼时，他们应该看看发展中的亚洲所面临的大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给全球工资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

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超过1000万人正从农村涌向城市，他们通常连街头小贩之类的工作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电脑程序员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于工作岗位的未来的焦虑程度，要比亚洲还高出一个数量级。

印度应该致力于跟随由日本首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经效仿的传统制造业出口模式吗？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里，自动化将导致这些岗位大量消失，印度将走向何处？

当然还有服务业，发达经济体有80%的人从事服务业，而印度的外包产业仍然冠绝全球。不幸的是，这条路也将充满坎坷。自动化呼叫系统已经取代一大部分全球呼叫中心业务，而许多常规编程岗位也将让位给电脑。

中国的经济进步或许是过去30年来的一件大事，但它同样面临这些挑战。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高于印度，但仍在试图每年让10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就业岗位向机器人、越南和斯里兰卡等工资更低的竞争者流失的情况下，容纳新工人变得日益困难。

最近，全球保护主义的兴起让这一困境变得更加糟糕，一个明证是富士康公司（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决定在华盛顿投资100亿美元建设新工厂。平心而论，美国因此所获得的1万3000个新工作岗位，与印度和中国每年必须增加的2000万（甚至更多）工作岗位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对于美国每年需要的200万个岗位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洲或许有操作空间，可让贸易变得更加公平，特朗普也说他会那么做。比如，许多中国钢铁厂具备了最先进的污染控制手段，但仍然被一关了之，以节省成本。当结果是过剩产能以低廉的价格倾销到世界市场时，西方国家就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反制措施。

不幸的是，漫长的贸易保护史表明，外科手术式打击非常罕见。更常见的情况是，富人和政治关系深厚者成为受益者，而付出更高价格的消费者成为受害者。

在自绝于外部竞争上走得太远的国家，最终会丧失优势，创新、就业和增长都会因此蒙受损失。比如，巴西和印度在历史上都曾经因为内向型贸易政策而受损，尽管两国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开放。

另一个问题是，大部分西方经济体早已陷入错综复杂的全球供给链。即使是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在最终认识到，美国许多来自墨西哥的进口品中包含着大量美国要素时，重新考虑其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树立关税壁垒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很可能与对墨西哥就业的影响一样巨大。当然，如果美国急剧提高进口关税，其中大部分成本将以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贸易必然会逐渐扩散到服务业。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国际象棋下棋机，其实这部机器里巧妙地藏着一个人）便是一个很好的新平台范例。这个平台可以让买家将非常小的具体任务，以第三世界的工资转包出去（比如编程或数据转录）。亚马逊为此设计了一个聪明的口号：“假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使保护主义者可以阻止任务外包，但代价会有多大？平心而论，在线服务平台确实需要监管，优步（Uber）的早期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不过，考虑到印度和中国每年需要创造为数巨大的就业岗位，而互联网将继续无孔不入，认为发达经济体能够紧紧控制服务出口是荒谬可笑的。

那各国如何应对技术和贸易的无情推进？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大有帮助。尽管世界其他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举步维艰，但中国仍能够继续扩大其庞大的物流和供应链。

当今世界，人们可能须频繁变换工作，有时候变换跨度还相当巨大，因此，我们需要焕然一新的成人教育，以在线学习为主要形式。最后，各国须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更加强大的再分配。传统民粹主义贸易政策，如特朗普所支持的那些政策，在过去并没有取得过很好的效果；如今，它们的表现极有可能更加糟糕。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