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通话，是1995年5月22日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入美签证以来，台海局势的最大震动，也是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操作手段的最大变动。

这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话，是1979年以来美国候任总统或总统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国两岸政策的操作传统，也破坏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达成的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虽然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长期坚守的领导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则，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本身，放弃“一个中国”立场，从而导致台海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其实，与其说特朗普在改变美国对台政策，还不如说他正在向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根源回归，特别是从实质上回归到里根时期的对台政策。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理解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本质。

在1972年2月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和1978年12月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方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关键在于，美方只是“承认”（acknowledge）中方的这一立场，但却从来没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这一立场。

这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认识到大陆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无意接受，更不愿去促成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事实。

这一实质在里根总统的台湾观里表现得至为明显。里根对台政策的核心并不是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表面上限制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而是在“八一七公报”快要签署前的一个月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做出的所谓“六项保证”，即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谈判，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这最后一项保证——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正是美方“承认”但不“接受”大陆“一个中国”立场的体现。

美方在“八一七公报”里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中方抨击美国源源不断的对台军售，总是以这段话批评美方的背信弃义。美方却强调，这段话需通过“语境”去解读，因为它暗含了大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发布了一个保密总统令，强调美国减少对台军售需绝对建立在大陆和台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主权之争”的条件之上，同时指示，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

可以说，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今，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一直都是承认但不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共和党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时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新“三不”主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对台立场的最大松动，但克林顿表示了美国反对什么，却没有说美国支持什么，尤其是没有作出支持中方“一个中国”立场的承诺。即便如此，克林顿的“三不”表态还是受到美国国内亲台派的抨击。

总之，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不能等同于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关键的分歧在于，美国并不认同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过台湾的“主权”，但它也没有正式否定过台湾的“主权”。准确地说，美国的立场是台湾主权未定论。

特朗普对台湾的真实看法以及其后续的对台政策实质如何，目前只能猜测。但认清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本质，就可知道，特朗普虽然在操作程序上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传统，但并未推翻这一政策的实质。

实际上，可以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右翼智囊是在延续里根对台政策的精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时，特朗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项保证”加入到共和党选战纲领里了。可见，特朗普团队酝酿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为时已久。

而里根“六项保证”的核心也是台湾主权未定论。既然台湾的主权未定，美国官方又从未接受过大陆“一个中国”原则，那么未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有着巨大的演变空间。从延续克林顿的“三不”到美台建交、支持“台独”，都是可能的。美台建交当然是对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藐视，但却并不一定违反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一直自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共和党右翼的观点，在美国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约翰·博尔顿——著名的共和党“鹰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特朗普的外交顾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可以逐步升级美台官方关系，直至重建外交关系。其他共和党右翼和亲台派也大受特朗普-蔡英文“电话事件”的鼓舞，纷纷表示美国新政府应对华强硬，以美台建交来恢复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特朗普上台后，台海冲突是否将迫在眉睫？乐观者可以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中美关系将恢复阶段性平稳。毕竟，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好的一段关系。里根在1984年成功访华后，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中美关系因此得以稳健发展。

也许，中国邀请特朗普进行一次成功的访华，也能改变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引导中美关系出现第二个“里根时期”。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中美关系的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里根时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现在不仅没有这种战略合作基础，反而战略竞争和冲突的潜在因素越来越多。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根本无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现在的中国则是实力愈发接近美国的崛起大国，美方日益感到中国对其亚太领导地位的挑战。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中美在对台问题上对峙的一个关键过渡性事件。那次危机也是由于美方越过对台政策的“红线”（同意李登辉入美）而发生的。美国派遣两个航母舰队驶近台海，当时解放军并无太多军事应对的选项。20年后，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军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介入不仅没有胜算，还将冒着霸权终结的风险。

当然，特朗普也许只想以台湾问题试探一下中国，或者以此对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如贸易、朝核等）进行施压，以便掌握美中关系的主动。但是，特朗普身边确实有不少信奉“美国至上主义”并亲台的右翼人士。他们似乎极想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检验一下“美国至上”的教条是否还名下无虚。关心台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党内部还有头脑清醒的战略家，向特朗普指出在台海“玩火”、挑战无可置疑的中国核心利益的巨大风险。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