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雅加达恐袭案已经过去一周有余，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是的，每天每时发生在地球上的恐怖袭击太多了，以至于大家都有些司空见惯了，恐怖袭击带给人们的震撼和思考也在逐渐减弱。然而对于爆炸所在国来说，恐袭的威胁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影响到政坛格局，真相有些时候甚至也许都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样。

让我们再来回顾下这场雅加达恐袭事件。2016年1月14日当地时间上午大约10：40，印尼雅加达谭林路发生恐怖袭击，其中有数起爆炸声和枪击事件，造成七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随后，当地执法单位公布，盘踞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印尼籍成员巴伦·纳伊姆（Bahrun Naim）是该恐怖袭击案的主谋。警方称，巴伦·纳伊姆试图从“伊斯兰国”诸多东南亚成员当中出头，成为该组织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导人物，竞相与其他东南亚籍的组织成员制造恐怖袭击案件。随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其电子媒体对雅加达恐怖袭击事件表示负责，巴伦·纳伊姆也被认为是从叙利亚地区遥控此次恐袭的幕后老大。

那巴伦·纳伊姆是谁？根据公开资料，此人曾经学习电脑知识并且有能力进行黑客攻击、从银行账户偷盗资金，甚至更改移民厅的黑名单资料以及从网络上更改土耳其的签证数据等。2010年11月，巴伦·纳伊姆因非法拥有数千只弹药，被印尼警方精锐反恐部队“88特遣队”（Detasemen 88）逮捕并于2011年被法院判监禁两年半。巴伦·纳伊姆被认为大约于2014年底至2015年初前往叙利亚并参与“伊斯兰国”的东南亚分支“Katibah Nusantara”（群岛分支），该武装分支于去年初成功占领原本叙利亚库尔德族控制的地区。除此之外，他也开办博客，宣扬“伊斯兰国”理念和制造爆炸装置等。

巴伦·纳伊姆的名字经过这起事件突然成为世界关注焦点，更突显东南亚国家在反恐合作议题上的重要性。而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同时也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穆斯林人口大约两亿三千万）尤其受到瞩目。

正确认识和理清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本质并不容易，除了必须考虑到国际范围的反恐因素，更重要的可能是印尼国内的政治生态。因此，有必要重新翻阅印尼的政治演变和反恐历史。在印尼发生过的数起恐怖袭击事件当中，有两起事件的影响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1.1981年印尼鹰航（Garuda Indonesia）206航班受劫持事件

1981年3月28日，印尼鹰航国内航班从首都雅加达经巨港市前往棉兰市。途中，五名伊斯兰恐怖组织“圣战司令”（KomandoJihad）挟持飞机并命令飞行员把飞机改道飞往斯里兰卡。但因飞机燃料不足，最后只能改道前往马来西亚槟城，最终在泰国曼谷降落。恐怖分子要求印尼政府释放数十名他们的成员并威胁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炸掉飞机。

隔天，时任印尼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约素夫（Jusuf）命令其情报官兼战略情报部部长穆尓达尼（Moerdani）中将组织突击队。泰国方面原本坚持用泰方自己的安全部队对飞机进行攻坚，但是后来让步，让印尼方面主导攻坚行动。穆尓达尼则从特种部队（Kopassus）选择并带领新栋（SintongPanjaitan）中校前往曼谷，两天后成功攻破206航班飞机，击毙三名恐怖分子并将其中伤势严重的歹徒逮捕，带回印尼。

这是印尼特种部队成功歼灭恐怖分子的首例。而后印尼陆军特种部队于1982年6月30日成立了“打击恐怖分子组-81”后改名成“81特遣队”，而首任队长是卢胡特步兵少校，普拉波沃上尉担任副队长。卢胡特目前担任印尼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而普拉波沃则是大印尼行动党监事长并于2014年竞选过印尼总统大选。该飞机挟持事件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突显印尼跨国反恐行动的优秀表现并且进一步提升个别军人和兵种的地位。

2.2002年印尼巴厘岛爆炸案

2002年10月12日，印尼巴厘岛库塔海滩酒吧街Paddy bar外发生了两起爆炸案。第二次爆炸的威力远超过第一次。第三次爆炸威力较小，发生在美国驻巴厘岛领事馆，造成一人受伤。爆炸总共造成二百多人死亡，其中澳大利亚籍游客八十八名、印尼籍受害者三十八名，其余都是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受害者。因为这起恐怖袭击被认为针对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政府和美国强力要求介入调查该事件并且加强同印尼军警和安全机构的合作。

在这起恐怖袭击的催促下，2003年6月30日，印尼警方成立反恐精锐部队“88特遣队”。该精锐部队的资金直接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Dilomatic Security Services）拨款并用来支付工资、武器装备、使用通讯设备、近距离格斗、侦查及情报搜索和分析等训练。美国安全部门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特勤局以及退伍特种军人为其直接提供训练。澳大利亚也参与其中并承诺将每年定期拨款资助该部队。

1981年印尼鹰航挟持事件、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以及刚刚发生的雅加达谭林路的爆炸及枪机事件等就恐怖案件本身未必有直接联系，但是三起事件的政治含义却高度相似。

研究印尼军人政治的澳大利亚学者David Jenkins指出，包括印尼前任总统瓦希德在内都曾质疑过“圣战司令”的真实性。“圣战司令”这具有挑衅的名称很可能是苏哈托军政权的情报部门“特别行动局”（Operasi Khusus/OpSus）负责人阿里˙穆尓多波（Ali Moertopo）中将推动成立的。日本于1942-1945年占领印尼时期，曾经组织成立隶属于日本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部情报部门Beppan的印尼“真主军”（Hizbullah）激进伊斯兰武装分子并组织其对抗荷兰军，而穆尓多波年轻时曾经是该组织成员，后来参与印尼国民军之后被任命侦查和渗透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西爪哇地区的活动。1970年代，穆尓多波从被关押的数十名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嫌犯中选择释放数人，让其成立仍受到军情部门控制的“圣战司令”，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打击伊斯兰组织的活动空间，不论激进还是温和的伊斯兰。凭借挟持鹰航飞机前往曼谷事件，印尼特种部队扬名国际，而穆尓多波在担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时的副手穆尓达尼在军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直至于1983年被任命成为印尼三军总司令。

而关于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对政治层面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同样未受到应有的关注。1998-1999年间短暂执政的印尼总统哈比比听取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的建议，允许印尼占领纷扰多年的东帝汶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要脱离印尼成为民族国家。东帝汶人民在1999年6月30日举行的公投中决定脱离印尼，而澳大利亚迅速取代印尼，成为影响东帝汶最重要国家。

这起事件激起包括印尼军方以及于2001年开始担任印尼总统的梅加瓦蒂等印尼国内民族主义分子的愤慨。印尼民族主义分子对澳大利亚在策动东帝汶脱离印尼的角色上耿耿于怀，而军方则感觉被西方国家背叛。冷战时期，印尼向西方靠拢，西方国家却在战结束之冷后支持印尼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梅加瓦蒂政府则积极接近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和中国。梅加瓦蒂作为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女儿，同中国各届领导人保持私人友好关系，包括同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而同时，梅加瓦蒂从俄罗斯购买苏凯-27战斗机，这种向中国和俄罗斯靠拢的举动在苏哈托执政时期简直不可想象。印尼军队方面则破天荒地积极要求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甚至有可能改变印尼建军教条以及国防政策的假想敌等。

这一系列事件造成澳大利亚和美国方面的恐慌。就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发生了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让印尼政府处于被动局面，也让澳大利亚和美国顺理成章的重新建立同印尼的安全合作。印尼前任总统瓦希德于2005年10月12日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专访时称，印尼军队或警察涉嫌策划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

姑且不论“圣战司令”是否真由印尼军情部门成立并控制，但事实上该组织的存在确实服务了个别军官和政治人物的目的。也不论谁是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的真正主谋，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这起爆炸案成功扰乱了梅加瓦蒂同中国发展紧密关系的国策，还进一步在印尼国内培植其代理人——精锐“88特遣队”。

而如今，2016年1月14日发生的雅加达恐怖袭击也发展成为雅加达的政治事件。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卢胡特于15日（Luhut Panjaitan）对媒体表示，他将要求国会修改关于反恐2003年第十五号法律，并于18日表示修改关于国家情报2011年第十七条法律，让执法部门能实施预防性措施。印尼国家情报部部长苏迪约梭（Sutiyoso）也于15日称，目前情报部门难以展开工作，因为没有逮捕嫌犯的权力并呼吁修改反恐法案，扩大情报部门的执法权限。印尼国家反恐局局长绍德（Saud Usman Nasution）也称，将致力于推动修改反恐法案。印尼警察总长海迪（Badrodin Haiti）则称，赞同修改反恐法案，但是不赞同情报部门拥有逮捕权。印尼国防部长雷亚库都（Ryamizard Ryacudu）也不反对修改反恐法。而印尼国会议长Ade Komarudin表示同意修改反恐法案。各个执法单位和强力部门都有各自的盘算，希望通过这次恐怖袭击案捞取政治资本和进行扩权。

苏哈托长达三十年反共排华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军队，尤其是陆军。苏哈托时期实行的“双重职能”军政一体教条让军人尤其是陆军享有政治权利，而不仅仅是保卫国家或维护治安的角色。苏哈托于1998年下台后，陆军势力逐渐式微。改革派领袖如瓦希德于1999年上台之后致力于人道主义政策、保护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解除诸多排华法案，并且进一步削弱军方在政治领域的势力等。印尼军方已经正式告别政坛，势力远不如以前，但并不意味着失去干预政治的兴趣。如1981年飞机挟持事件之后初露头角的普拉波沃选择参与竞选2014年总统大选。

从1981年飞机挟持事件、2002年巴厘岛恐怖爆炸案等，印尼国内外各个政治势力巧妙的利用恐怖袭击事件，成功“化悲剧为力量”，扩大其在印尼政坛的影响力。再加上2016年1月14日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案，其带来的效果和政治意涵却高度相似。雅加达谭林路的恐怖袭击案可能再次成为军警和安全部门进一步扩权的契机。爆炸案本身是悲剧，造成人员伤亡；但或许更应该注意爆炸案之后各方势力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及其对印尼政局的影响。

（作者为东南亚观察者，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