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层之所以在外交上“这么拼”，说明了两个深层次问题：其一，通过外交方面的成功可以打开国内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局面，倒逼国内的一些政策实施和改革进行；其二，通过外部国际政治的各种资源，起到缓解国内部分紧张局势的作用。目前中国正在寻找一条在轻重缓急和利益取舍上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这些有可能会一步步实现，但需要更多时间。2016年，中国对外的首要舞台在G20峰会，这又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的机遇。但要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公关，最终需要国内政治的发展来提供真正动力，如同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力也源于本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一样。如果中国政治更加稳定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么中国对外的国际影响力就会更强，在对外进行推广和公关时，中国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会更有说服力。

在世界秩序正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刻，回顾2015年，可以看到中国并没有做一个墨守成规的角色，也没有做一个颠覆现有秩序的革命者。目前看来，它选择做一个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其并非以咄咄逼人或对抗性的态度来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通过自身的参与，进行调整。

调整国际秩序的利益所在

无论是中国对外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还是这一年来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访问，都显示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在以灵活而巧妙的姿态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上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试图改变以往的国际定位。简而言之，中国领导人是在下一盘大棋。

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以经济和文化因素作为主要驱动力，但这样的驱动带来了政治布局上的大改变，尽管现在仍处在整个战略布局中的早期阶段。在我看来，中国对国际秩序调整和改良的利益所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在国际环境中获得安全，而不是感觉被外界压制或被遏制。

其次是为了谋求自身经济发展。因为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其资源并不充足：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0%，耕地和水资源只有全世界的7%，森林资源占3%，石油资源占2%，天然气资源占1%——这些客观条件使得中国必须要有全球的战略定位和能源安全的考虑。

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的第一大国，中国必须寻求海外投资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纠正目前产能过剩的因素。

第三个是声誉因素。由于曾经有着强盛而繁荣的悠久历史，也有落后受屈辱的近现代历史，从心态上，目前的中国需要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和声望。

“非对抗性”成为外交新特点

2015年的多张外交牌中，我认为，尤为成功的是欧洲牌。这一年秋季，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随后德国和法国最高领导人接连访华，这一系列与欧洲各国的互动，使得中国改变了以往对欧的被动地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尤其是英国对中国在人权、国际事务、武器禁令等方面的批评和强硬举措较为明显，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与美国一直保持一致立场。而现在，我们看到中欧关系愈加友好而密切。例如，2015年年初，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陆续加入亚投行；今年秋季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双方取得一系列外交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国会的历史性演讲、中英金融合作的领先地位、足球外交对民意的积极影响都意义非凡。

我经常和一些美国同仁解释，欧洲国家和美国看待中国的立场和角度是不同的。从抽象的国家概念层面上讲，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中国崛起，面临的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矛盾；但欧洲很多国家看来，并不像美国这么敏感，它们并不认为中国会对世界第一的美国构成这么大的挑战。即使构成挑战，与其本国利益比较也会变得相对次要。因而，欧洲一些国家会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以及战略立场。

从中国欧洲牌的得分足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及其智囊团队做了充足准备，对目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印象和可以发挥的角色把握得比较准确。

2015年9月以后，中国领导人接连访问美国和联合国、在新加坡促成“习马会”以及访问东南亚国家等，显示出中国对外政策再度回归“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对比两年前，国际舆论不再老把中国形容为“Assertive”(咄咄逼人的)，但目前还没有另一个准确或者流行的词进行总结概括。中国自身在迅速变化，外界也在进行综合判定。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全球战略，尤其其对国际秩序的立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非对抗性的改良”(non-confrontational revisionism)。

不应混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针对中国对外推出的几个大动作，现在中国国内外有声音批评说，“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太多起色，除了一小部分投资到位，大多实际操作并没有开始，或者说不少人并没有弄懂其内涵到底是什么。

这些在我看来并不奇怪。“一带一路”倡议尚处于酝酿阶段，大方向确定后，中国接下来会通过对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以及自身财力的杠杆作用进行改善。

也有人指出，实施过程中必定会遭遇很多问题，首位便是安全因素。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中国很多企业恰恰就是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以华为为例，其在国外先从非洲、中东这些动荡地区起步，后来才走向发达国家；在中国国内，其也是先从县级城市开始落地，然后“农村包围城市”——这些本就是中国式的经济发展路径，只不过现在应用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域。

更有些人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混淆起来，其实两者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是围绕中国打造的对外战略，即便资金到位，其他还是空的，还在摸索中；后者也不是一个封闭而狭隘的以中国为控股方的银行机构，而是一个开放的、更多关注区域治理，尤其是基础设施发展的金融组织。据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介绍，一开始中国之所以提出50%的股权，是因为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后来陆续有国家加入后，中国便放弃了控股权，更多是通过管理和运作弥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官僚化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我也不同意将亚投行和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立起来。要知道，中国一开始就邀请美国参加亚投行，只是美方没同意而已。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发展都不可能排除作为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或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而成功，未来必然要进行调整并走向开放。但很遗憾，很多人仍以狭隘的观点来看问题。

如何拿捏内政外交两盘棋

中国领导层之所以在外交上“这么拼”，是需要通过外交来维护其权力。一系列对外大动作背后，也说明了两个深层次问题：其一，通过外交方面的成功可以打开国内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局面，倒逼国内的一些政策实施和改革进行；其二，通过外部国际政治的各种资源，起到缓解国内部分紧张局势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已经越来越紧密，高明的领导人会进行国内外宏观而综合的考虑，会同时下两盘棋。美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当一些效果和利益在一盘棋中暂时拿不到的时候，会启动另一盘国内或国外的棋进行呼应或补充。

从国内政治角度讲，习近平执政后大力进行反腐、收紧各项权力，同时也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例如利益集团的阻拦、反腐强势之下部分官员通过“无为”进行消极抵抗，以及得力人马可能还没有完全到位等。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也是最为主要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一些人说这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导向型经济上转变，一些人说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转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主要是向市场和中产阶级消费驱动的经济上进行转型。

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下，如何进行国内外政策的改革和调整，需要保持清醒的思维，分清轻重缓急。

比如说，现在看起来有些滞缓的央企改革，从打腐败开始着手是正确的。如果不这样开始，接下来的央企改革就难免产生另一轮新的腐败。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效是：铁道部已然不复存在，石油业周永康的势力被打得一塌糊涂，金融业的反腐调查正在深入，电力行业也开始了类似改革，同时央企的改革需要从金融业开始。2016年中国将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此外在互联网以及创新行业，中国正在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在下滑，但情况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糟。中国的决策者还可以打出很多张经济牌，比如说中西部欠发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和下一轮城市化的推动等。这些之所以没有开始，是需要考虑一些国内矛盾和冲突，是否会付出更大代价。

可以说，中国正在寻找一条在轻重缓急和利益取舍上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这些有可能会一步步实现，但需要更多时间。

国内政治发展提供原动力

国内的改革要想实现，需要依托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目前来看，中国国内外两盘棋的落子都是暂时的，都还在试探。中国的领导层仍然保持着清醒认识，用这些举措去试探国内外的反应，看他们在哪些地方支持、哪些地方反对，不断认识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对策。

这一点上，中国有些做得很好，很有针对性也很见成效；有些也说明其高估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或对西方缺乏认识。比如对境外NGO的管理办法草案让西方反应如此之大，说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十分不足。

由于历史上的长期封闭和半封闭，中国和外界的相互认知不足，刻板印象颇深。相互淡化或扭转这些刻板印象、放下成见、深入了解彼此，还需要时日，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未来的2016年，中国对外的首要舞台在G20峰会，这又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的机遇。但我想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公关，最终需要国内政治的发展来提供真正动力，如同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力也源于本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一样。如果中国政治更加稳定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么中国对外的国际影响力就会更强，在对外进行推广和公关时，中国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会更有说服力。

（作者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凤凰周刊》）